延安来了个年轻人 第241节

十几位友人在客厅里或站或坐。

在座的有《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学者傅斯年、钱端升，教育家蒋梦麟，以及几位从平津辗转来汉的大学教授和报界闻人。这里是武汉法租界边缘的一处西式别墅，算是战火中难得的一片清净之地，也成了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常聚会的沙龙。

“适之兄，你看这两日的报纸，简直是乌烟气，不成体统!"傅斯年将手中的《中央日报》和一份辗转得来的新华社电讯抄件并排放在茶几上，语气激愤的开口说道，“一边是武装叛乱、破坏统一，另一边是真抗日、弃国土，各说各话，让民众何所适从?"

钱端升闻言扶了扶眼镜，显然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孟真兄所言极是。北边指责政府弃守南京，与日勾连。政府痛斥共党破坏抗战，行同军阀。这舆论场已成罗生门。我等学人，身处乱世，更需秉持理性，发出清醒之声，不能被任何一方的宣传裹挟。

胡适轻轻放下咖啡杯，声音温和的回道:“北方的军事进展，确实出乎许多人意料。其装备、战力，绝非昔日江西时期的泥腿子可比。但观其行事，组织严密，令行禁止，手段……未免过于激烈。其土地政策，阶级斗争学说，与我等所信奉的渐进改良、宪政民主之路，终究是南辕北辙。

蒋梦麟闻言叹了口气:“说到底，是一股强大的、组织起来的底层力量。他们不信赖我们这套议会政治、精英治理。他们相信的是枪杆子和杀人。这与我们追求的在现有框架内推动改革，完全是两条路。

张季鸾作为报人，更关注舆论态势:“如今的问题新华社凭借其一系列军事胜利，在宣传上咄咄逼是，人，抢占了抗日的制高点。而中央政府的声明，除了空洞的军令政令统一和道德谴责，拿不出足以服人的实际战绩反驳。长此以往，恐民心流失，舆论失控。

一位年轻的副教授忍不住插话:“可我们难道要坐视一股.……-股崇尚暴力革命的势力坐大吗?他们的那套理论若风行，哪里还有我们这些读书人说话的地方?文化、教育，恐怕都要成为其政治目标的附庸。

客厅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话说出了在座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他们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骨子里对那种高度组织化、强调集体和斗争的意识形态抱有本能的排斥和鄙夷。

沉默片刻后，傅斯年打破沉默:“决不能任由形势如此发展!我们必须发声，廓清迷雾。共产党再能打仗，其本质仍是狭隘的阶级论者，其手段过于激进，不符合中国之国情与需要。中国的未来，需要的是宪政，是法治，是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而非又一轮的农民起义或苏俄式的实验!"

胡适点了点头，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帜，深知此刻自己必须有所表态:“孟真说得对。我们不能沉默。政府宣传无力，民间困惑彷徨，正需要我们以独立之精神，发表持平之论。

说到这里，胡适沉吟片刻，然后继续开口:“我们的立场，应当是批评政府的颟预无能，督促其切实改革，整军经武，真正承担起领导抗战的责任。同时，也必须明确反对共产党的武装割据与激进路线，指出其对于国家长远统一与文化建设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要强调，抗日与建国并重，而建国之基础，在于民主宪政，而非任何形式的专制与独裁，无论它来自哪一方。

"适之兄的意思是，我们一齐下场，写文章，发声明，压一压新华社的风头?"钱端升激动的开口问了一句。

“正是。"胡适肯定道，“不仅要写，还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写。在《大公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组织一系列文章。不谩骂，不偏袒，以学理和事实为依据，分析时局之利害，阐明吾辈之主张。我们要让公众听到另一种声音---种超越国共党争，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理性之声。"

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他们或许在具体细节上有分歧，但在维护其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抵制他们所认为的“民粹式“革命浪潮这一点上，立场是一致的。

很快，具体的分工和撰稿计划被大致确定下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公报》在武汉版及辗转发行的其他版本上，刊出了胡适撰写的时评《当前时局之我见》。

文章开篇首先承认了北方军事胜利的事实，“近日华北、连战皆捷，平津、山东次第光复，此为国人所共见，亦足证彼部之战斗力与牺牲精神。”

但随即，胡适笔锋一转，提出:“然抗战之目的，非仅为一时一地之得失，更在于战后能建设一统一、独立、民主、富强之新中国。

若于抗战之中，徒恃武力，各行其是，罔顾中央政令，则即便驱除日寇，国家亦难免陷入割据分裂之内战漩涡，此绝非国家民族之福。

在文章中，胡适批评了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自有其疏失颟顸之处，亟需深刻反省，锐意改革，整饰吏治，强化军备，方能担起领导全国之重任。"但重点则落在对共产党的警示上，“尤须警惕者，乃借抗战之名，行扩张之实，以激烈之阶级斗争学说与手段，破坏社会之稳定结构与生产根基。此非建设之道，实乃破坏之途。国家之进步，需依靠法治、教育与理性之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与底层之无序动员。”

文章最后呼吁，“望当局与朱毛军事集团皆能悬崖勒马，以国家民族为重，暂搁置党派之争与主义之见，共商抗日建国之大计。一切军事行动，应统摄于中央认可之联合指挥机构;一切行政措施，须符合国家法令与维系民生之常道。此方为战胜外侮、奠定国基之正途。

此文一出，在国统区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反响。许多对国民党失望、却又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知识分子，觉得胡适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提供了一条看似超然且理性的中间道路。

同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措辞更为尖锐的《论“武力割据"与“统一抗战”之前途》。他直指共产党武装“虽抗日有力，然其组织形态与意识形态，实为新型割据”，并断言“长此以往，即便侥幸驱除日寇，中国亦将面临一场新的、更为酷烈的内战”，强调“没有统一的军政，则抗战必败，没有宪政的框架，则建国无望。

钱端升、蒋梦麟等人也纷纷在《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基调与胡适相仿，均是在有限度承认北方军事成就的同时，大力抨击其“破坏政令军令统一"，并表达对“激进社会革命”的深切忧虑，倡导“宪政民主”与“精英治理”的建国路线。

这一系列文章的集中发表，在国统区的舆论场上形成了一股显著的声浪，试图对冲新华社宣传带来的冲击，为迷茫中的知识界和市民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发展道路。武汉、长沙、重庆等地的一些大学校园内，相关讨论也活跃起来。

武汉，街头报摊。

一个穿着旧棉袍的中年人拿起一份《大公报》看了看上面胡适文章的标题，又放下，转而买了一份《中央日报》。他对摊主抱怨道:“天天都是这些，打来打去，说来说去，也不知道到底信谁的。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摊主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老哥，少看报，多囤米吧。北边要真打过来，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听说他们].…..共产共妻...

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学生闻言，忍不住反驳道:“老板，你别瞎说!我在北平有同学，来信说那边秩序很好，当兵的买卖公平，也不扰民。

摊主撇撒嘴:“学生娃，你懂什么?那都是表面文等真占了地盘，你看他们变不变脸!”章!

学漁延錢生还想争辩，却被同伴拉走了。中年人摇摇头，拿着报纸，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冷的人流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夜 武汉行政院

陈立夫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当日的《大公报》和几份其他重要报刊。胡适等人的文章被红笔醒目地圈出。他端起茶杯，轻轻吹开浮沫，对肃立面前的新闻处处长缓缓开口:

“适之先生和诸位学界名流的文章，看到了吗?"

"都拜读了，部座。反响不小，许多中间派知识分子颇为认同。

“嗯。"陈立夫放下茶杯，抬手在报纸上点了点，“这种声音，目前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既批评了朱毛的割据和激进，也点到了我们需改革之处，看似不偏不倚，实则将共党置于破坏统一、危害建国的位置上。这比我们直接斥其为匪，效果要好。

说完这句话，陈立夫沉吟片刻，然后开口吩咐了一句:“通知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可以适度、有选择地转载这些评论的核心观点，尤其是强调'军令政令统-’、'反对武力割据’、'警惕社会革命破坏’的部分。转载时，措辞要客观，只陈述'某知名学者认为’，不必过度渲染。另外，安排几家与我们关系密切的民间报纸，组织几篇跟进评论，基调要与胡适之等人呼应，但可以更.…直白一些。重点要突出:服从中央才是真抗日，任何破坏统一的行为，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

“明白，部座。是否需要在广播安排上…”

“可以。找几位口齿清晰、富有感染力的播音员，择其精华进行播报。记住，风格要平和理性，切不可如骂街一般。我们要的，是让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和市民，觉得这是公允之论，是超越党争的清醒声音。

“是!

与此同时 延安

卫辞书推开家门，一股暖意夹杂着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将冬夜的寒气隔绝在外。

客厅的桌子上亮着一盏台灯，妻子林婉秋正坐在灯下缝补着什么。

“回来了?“林婉秋抬起头，温柔地笑了笑，“锅里给你留着热水，饭菜也还热着。"

卫辞书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挂好，笑着应了一声。连续几天在军委和后勤部之间奔波，协调南下部队的物资和技术保障，腰和肩膀总是有些酸痛。

走到桌边，卫辞书习惯性地想拿起茶杯，却发现茶杯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下午新华社的同志送来的，说是罗迈同志亲笔写的，务必交到你手上。”林婉秋放下手中的针线，轻声解释道。

卫辞书微微一怔。罗迈(李维汉)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管新华社，这个时候亲自写信给他?

他拿起信封，入手颇沉。拆开封口，里面是几张新华社的专用稿纸和一封短笺。短笺上，罗迈的笔迹清晰有力:

“辞书同志:近日国统区舆论纷杂，胡适之等人连续发文，以其'理性’、"中立'姿态，抨击我党我军'破坏统一’、"行径激进’，于知识界蛊惑不小。彼等言论，看似公允，实则偏袒蒋氏，为我南下义师制造无形障碍。宣传部及新华社认为，须予以有力回应。辞书同志见识广博，文笔亦佳，前次所撰技术介绍文章反响甚好。望你能拨冗撰文，以通俗易懂之语言，阐明我党政策、我军宗旨，揭露所谓'中间道路'之虚妄。此事关乎舆论战场，至关重要。盼复。

稿纸则是空白的，显然是留给他使用的。

卫辞书放下短笺，眉头微蹙。他明白罗迈的意思。前方的军事行动势如破竹，但后方的舆论战同样激烈。胡适、傅斯年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声确实在国统区的中间派，尤其是知识青年中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们的言论，将红军描绘成一种虽能打仗却“破坏性”的力量，这对将来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是很有阻碍的。

“怎么了?事情麻烦?"林婉秋见卫辞书神色凝重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新华社那边想让我写篇文章。“卫辞书将短笺折好收进口袋，语气恢复了平静。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延安寂静的夜色，远处宝塔山的轮廓在星光下依稀可辨。

写文章....这确实是他的老本行之一，虽然这段时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医院和技术保障上。罗迈找到他，想必也是看中了他超越这个时代的视角和对某些概念的深刻理解。

"要写很久吗?你先吃饭吧，工作再忙也不能饿着。”林婉秋起身要去厨房。

“婉秋，“卫辞书叫住她，转身拿起刚挂上的军大衣，“饭我回来再吃。我得去一趟鲁迅艺术学院，这事比较急。”

半小时后 鲁迅艺术学院

卫辞书的吉普车停在鲁艺院门外。几栋新建的砖楼取代了过去的窑洞，明亮的电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隐约能听到排练厅里传来的歌声和乐器声。

卫辞书熟门熟路地走到靠里的一栋小楼，敲响了二楼一间办公室的门。

“请进。"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随即响起。

卫辞书推门进去。鲁迅正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后，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稿纸，一盏明亮的台灯将他的侧影投在墙壁上。他穿着灰色的棉袍，手指间夹着烟卷，正写着什么。房间里有暖气，温度适宜，与屋外的寒冷形成了鲜明对比。

“先生。"卫辞书恭敬地叫了一声，将手里拎着的两条用牛皮纸包好的黄鹤楼放在桌角，“打扰您了。

鲁迅抬眼看了看卫辞书，又瞥了一眼那两条烟:嘴角一勾:“小鬼，你可是稀客。坐。你这'黄鹤楼'，怕是没那么好抽吧。

一边说着，鲁迅一边示意卫辞书在旁边的藤椅上坐下。

卫辞书笑了笑，没有绕圈子，直接将罗迈的信和那叠空白的稿纸拿出来，放在鲁迅面前:“先生，无事不登三宝殿。宣传部和新华社遇到了点麻烦，罗部长希望我能写篇文章，我觉得，这事更需要您出手。"

鲁迅拿起信，就着台灯快速浏览了一遍，随即放下，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陈西滢、胡适之……傅斯年…他们都说话了。

“是，"卫辞书点头，“他们的文章在国统区知识界影响不小，看似中立理性，实则把我们的抗日行动定性为破坏统一、危害国家的割据行为。这对我们南下军事行动的政治基础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鲁迅沉默了片刻，随即开口回应道:“这些人的论调，我并不意外。躲在租界或者大后方的玻璃房子里，指责流血牺牲的人不够温和、不够统一，这是老调子了。他们害怕的，不是抗日，而是我们带来的变动，触动他们那一套学问和地位的根基。

“先生看得透彻。"卫辞书接口，“所以，我们需要一篇能真正打动人心的文章，不能只是干巴巴的辩驳，要撕开那层理性的外衣，露出里面的怯懦与偏狭。论主义，论政策，我可以提供材料和思路，但说道犀利的笔锋，洞察人心的深刻，那简直是非先生莫属了。"

鲁迅闻言抬起头，笑呵呵的开口问了一句:“辞书，你是怎么想的?

卫辞书身体微微前倾:“我来提供理论和事实。讲一些社会主义的根本概念以及我们在解放区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然后，由先生您来执笔，或者我们共同构思，用您的文笔，让那些精神资本家好好尝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铁拳...”

鲁迅没有说话，又点起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过了一会儿，他掐灭烟头，拿起钢笔，在一张空自的稿纸上写下了几个字，推给卫辞书看。

标题是:《论“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的末路》。

卫辞书拿起稿纸一看，随后又在上面加了一行字:《用发展解决发展的问题--论“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的末路》

第二零三章:高端键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夜 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看着卫辞书加上的那一行字，眉头微挑，随即露出一丝了然的笑意:“用发展解决发展的问题...辞书你这个提法，有点意思。看来主席和总理他们，教了你不少东西。"

听到面前民国大家的认可，卫辞书咧嘴笑了笑，他没有解释说这是他和朋友们讨论原时候“改革开放”和686十八大以后中国现状所得出的观点，只是神情认真的开口道:“先生，胡适之他们论调的核心，无非是认为我们破坏了他们所期望的、在买办主义和资本主义，乃至半殖民地主义的政治框架内的渐进改良政策。这些民国精英和旧文人恐惧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担忧自身地位不保，便将一切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宪政和精英路线上，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国家的积贫积弱视而不见，或认为可以慢慢调理。他们口中的统一，是维持旧有秩序的统一，是容忍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继续盘剥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国家，在日寇入侵面前是绝对不堪一击的，完全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鲁迅静静地听着卫辞书的发言，手指间的烟卷缓缓燃烧，灰白的烟雾袅袅升起。他

过了一段时间后，从思绪中出来的鲁迅缓缓开口:“你说的是根子上的东西。这些人，我与之打了多年交道。他们有的固然有救国之志，但更多是舍不得书斋里的舒适和安逸，害怕窗外的风雨会打湿了他们珍视的身份与体面。这些人批评政府无能，是恨铁不成钢。抨击我们激进暴力，则是怕将来革命的火会烧到他们身上。所谓的中间道路，在当下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要么彻底革新，扫除积弊，要么就在这泥潭里继续沉沦，直至国家灭亡。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是错的时间了。”

“正是如此!"卫辞书对面前的长者激动的点头“所以我们的文章，必须阐明一个核心: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糊裱匠政党能解决的。封建残余、买办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这三座大山不推翻，任何改良都是空中楼阁，全部无法落地。而推翻这些旧有的特权阶级，国家和社会一定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在胡适之流看来，自然是激烈、破坏、乃至残暴且不文明的。但他们没有见过苏区的农民分到土地时候的喜极而泣，也没有见过解放区的工人第一次当家作主时候挺直的腰杆。更没有见过我们的军队，扎根人民，获得的民众舍生忘死的支持.…….因为这些政策，让千百年来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那些旧文人和旧的精英们，代表不了整个中国的人民。"

听到卫辞书讲到这里，鲁迅兴奋的一拍手:“说得对。上层人要秩序，普通的国民要活路。特权阶级要稳定，劳苦的大众在渴求新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篇文章，便从这道不同写起。"

鲁迅说到这里，随即拿起钢笔，在稿纸上开始写了起来:

“近闻有第三种人，以超然公允自居，指摘北方抗日义师为破坏统一，为新型割据，忧心忡忡于社会结构之破坏，文化建设之受阻。仿佛他们居于云端，俯瞰尘世纷争，手持一把名日理性的尺子，丈量着流血与牺牲是否合乎某种他们臆想中的规范。”

写到这里，鲁迅停笔，看向卫辞书:“辞书，你来说说，他们惧怕的破坏之下，我们究竟在建设什么?用你自己的的眼光看。

卫辞书沉吟片刻，组织着语言:“先生，我们建设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其根基，在于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土地归农民所有，工厂由工人参与管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控制的经济命脉收归国有。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让生产资料回到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手中，结束少数人压迫群众、多数人劳而不获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可以数倍增长。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技术革新和劳动热情将被极大激发。我们可以在废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重工业、国防工业，造出汽车、车拖拉机、飞机、轮船，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这种彻底的社会变革作为前提，所谓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堡垒，经不起风吹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