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235节

　　操纵这门副炮的日军炮组瞬间非死即伤，残肢断臂和鲜血混合着硝烟，泼洒在焦黑的甲板上。大火随即从破口处燃起，黑烟滚滚！

　　“敌袭！右舷！炮台反击！”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宇治”号。

　　上泉信纲被爆炸的震动晃得差点摔倒，冰冷的江水泼了他一身，让他狼狈不堪，他抹去脸上的水渍，眼中先是难以置信，随即被滔天的怒火取代。

　　“八嘎呀路！支那炮兵的射程……情报有误！他们隐藏了重炮！”他声嘶力竭地吼道，“全体注意！集中火力！压制！压制那个开火的炮垒！把它给我轰成渣！”

　　最初的错愕和慌乱之后，日军舰队展现了其训练有素的一面。所有舰炮迅速调整射击诸元，放弃了面覆盖，转而集中轰击“磐石”炮垒及其周边区域。更为凶猛的弹雨倾泻而至。

　　“轰！轰！轰！轰！”

　　这一次，炮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重点砸向“磐石”炮垒所在的山体。大口径榴弹在山岩上炸开，炸得碎石纷飞，地动山摇；穿甲弹则试图直接钻透堡垒的防护。整个山头被爆炸和硝烟笼罩，仿佛随时都会在炮火中崩塌。

　　炮垒内部，每一次被直接命中或近失，都如同承受一记重锤。沉闷的巨响在狭窄的空间内回荡，震耳欲聋。顶壁和墙壁剧烈震颤，更多的尘土和碎屑落下，灯光忽明忽暗。呛人的硝烟从观测孔和缝隙中渗入，让人呼吸困难。士兵们被震得东倒西歪，耳鼻渗血，但没有人退缩。

　　“报告！观测仪震坏！”

　　“报告！右侧炮闩有点卡滞！”

　　“继续射击！瞄准‘隅田’号！打它的上层建筑！”段祺瑞脸上沾满了尘土，但整个人却十分兴奋，这是国战，他在这场国战中有所表现，绝对可以洗刷他此前被俘的耻辱。

　　他也很清楚，此刻比拼的不仅仅是火力，更是意志。每拖延日军一分钟，每给日军造成一点损伤，都是在为整个长江防线争取时间，都是在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磐石”炮垒顽强地继续开火，虽然频率因压制而降低，但每一次反击依然精准而致命。又一发炮弹命中了“隅田”号，这次是在其舰舯部烟囱附近炸开，炸坏了部分排烟管道，导致黑烟倒灌，动力输出受到影响，航速明显下降。

　　然而，安庆守军付出的代价同样惨烈。除了承受主要火力的“磐石”炮垒，其他暴露或半暴露的炮兵阵地，在日军舰炮的覆盖性打击下损失巨大。

　　东门炮台一处露天阵地，一门老式克虏伯120毫米炮正在奋力还击。炮长是个老兵，吼叫着指挥装填射击。

　　突然，一发203毫米炮弹直接落在炮位后方不到五米处！ “卧倒——！” 老炮长的警告声被淹没在震天动地的爆炸中。

　　炽热的火焰和气浪瞬间吞噬了整个炮位。火炮被掀翻，炮管扭曲；沙袋工事被彻底夷平；炮组六名士兵，包括那位老炮长，在爆炸中心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焦黑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恐怖的弹坑和零星燃烧的破布。离得稍远的两名弹药手被冲击波抛飞，重重摔在岩石上，骨断筋折，奄奄一息。

　　另一处利用天然岩洞修建的机枪掩体，试图用火力干扰日舰上试图灭火和修理的日军人员。但很快被日军副炮锁定，一连串速射炮弹打在岩洞洞口和上方岩壁上，炸塌了部分结构，碎石将洞口掩埋大半，里面的士兵生死不明。

　江岸边，一些炮兵阵位被完全摧毁后，幸存的士兵，有的被震得口鼻流血，有的被弹片划伤，但他们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看到江面上耀武扬威的日舰，看到身边战友的残骸，他们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操起阵位上仅存的步枪、甚至捡起工兵铲，冲出战壕，扑到江边的礁石或残存的工事后，向着数百米外庞大的钢铁战舰开枪射击！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为弟兄们报仇！”

　　子弹打在日舰厚重的装甲上，只能溅起微不足道的火星，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如同蚊蚋的叮咬。但这行为本身，所代表的那种宁死不屈、战斗到底的决绝意志，却比任何炮火都更让日军感到心悸和莫名的烦躁。

　　与此同时，在安庆上下游数公里外，几处经过精心伪装、从未暴露过的预设阵地上，周军的机动炮兵分队接到了命令。

　　这些阵地设置在丘陵反斜面、茂密树林后，或者利用江湾地形遮蔽。装备的多是75毫米野战炮，射程和威力不足以威胁日舰要害，但它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击沉。

　　“开火！扰乱敌舰队形！打它们的上层建筑和人员！”隐蔽在芦苇丛中的炮兵连长下令。

　　“嗵！嗵！嗵！” “轰！轰！”

　　从日军舰队侧翼和后方，突然飞来一串串中小口径的炮弹！这些炮弹如同恼人的马蜂，虽然难以造成结构性损伤，但落在甲板上爆炸，能杀伤暴露的人员，破坏一些设备，更严重的是，严重干扰了日军炮手的瞄准和射击节奏。

　　日舰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火力和注意力，来应付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骚扰，舰队指挥官开始感到头疼，他们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立体的火力网中。

　　正面是安庆炮台顽强的重炮反击，侧面和背后是不断袭扰的“蚊子炮”，而脚下的江水，还潜藏着水雷的威胁。那种试图一举碾碎对手的畅快感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陷入泥潭的焦躁和逐渐增加的伤亡。

　　战斗从烈日当空的午后，一直持续到日影西斜，安庆炮台区域已经面目全非。多个山头被炮火削平，工事废墟连绵，焦土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弹坑。

　　炮台守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多处火炮被毁或损坏，工事损毁严重，但核心的“磐石”炮垒尽管外表被炸得坑坑洼洼，主体结构依然坚固。

　　两门150毫米主炮虽然因持续射击和震动出现了一些故障，但经过紧急抢修，仍然保持着威胁。李烈文和段祺瑞始终在最前线，他们的镇定指挥，是支撑守军没有崩溃的精神支柱。

　　日军舰队同样未能如愿。预想中摧枯拉朽的胜利没有到来，反而陷入了消耗战。“宇治”号舰艏损伤，一门副炮被毁，人员伤亡数十；“隅田”号动力受损，航速大减，黑烟滚滚，显得格外狼狈；另有一艘负责掩护侧翼的炮艇被“磐石”炮垒一发近失弹严重击伤水线附近船壳，大量进水，被迫在友舰拖曳下退出战斗序列。其他各舰也多有轻伤，弹药消耗巨大，官兵疲惫不堪。

　　更让上泉信纲忧心的是天色。夕阳的余晖正在迅速消退，长江开始被暮色笼罩。夜晚，是水雷和游击队的天堂，却是庞大舰队的地狱。

　　失去良好能见度，舰炮瞄准效率大降，而神出鬼没的周军小艇和岸炮却能借助夜色掩护，发起更致命的袭击。继续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站在一片狼藉的舰桥上，望着对岸的炮台，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涌上心头，速战速决、一举打通长江水路的企图，在这片看似并不险要的江面上，撞得头破血流，宣告彻底破产。

　　“命令……”上泉信纲十分不甘的下达了命令，“舰队转向，保持警戒阵型，撤往下游……安全水域休整。”

　　凄厉的汽笛声响起，日军舰队拖着黑烟，带着新的伤痕和更深的沮丧，开始缓缓脱离战场，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与长江的薄雾之中。

第231章 四国调停

　　六月的长江本应是航运最繁忙的季节。往年此时，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星条旗和铁十字旗的商船会如候鸟般穿梭于汉口与上海之间，将内地的茶叶、生丝、桐油运往世界，又将洋布、煤油、机器和奢侈品输往中国腹地。

　　这条水道被称作“东方的莱茵河”，是列强在华经济命脉中最丰腴的一段，然而1905年的春夏之交，长江变成了一条布满陷阱的死亡走廊。

　　日本海军长江派遣舰队的军事行动，确实给周鼎甲控制区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安庆、芜湖、九江等沿江城镇屡遭炮击，岸防工事受损，平民伤亡的数字在不断增加。

　　但革命军的抵抗比预想的更为棘手，鏖战多日，日军离实现“打通长江、重创周鼎甲势力”的战略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

　　而周鼎甲大量布设的锚雷、漂雷和触发性水雷，针对的可不仅仅是日本舰船，这些黑沉沉的铁疙瘩不会分辨旗帜，它们随着江水漂流，或在航道上潜伏，成为所有船只的噩梦。

　　六月七日，英国怡和洋行的“九江”号货轮在芜湖下游触雷。这艘两千吨的蒸汽船装载着价值三十万英镑的茶叶和瓷器，一声闷响后船体破开大洞，虽经奋力抢救未沉，但货物损毁过半，三名英国船员和十二名中国船员身亡。

　　六月十五日，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长江之星”号在安庆附近遭流弹击中。当时该船正试图穿越交战区，一发可能是来自日军舰炮也可能是来自岸防炮的炮弹，反正双方事后相互指责击中了它的上层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七人死亡。

　　六月二十日，法国邮船公司的“云南”号在镇江水域为躲避炮击慌乱转向，撞上暗礁，船体严重受损。

　　…… 触雷、遭炮击、被流弹波及、因规避而搁浅的事故报告，雪片般飞往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再变成加密电报发往各自的外交部。

　　“长江航运已陷入事实瘫痪。”上海英商公会在一份提交给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紧急报告中写道，“过去三周，仅有不足往年同期百分之十五的商船敢于冒险通航，且全部需支付比平时高出八至十倍的战争风险保险费。

　　茶叶、生丝等季节性商品积压严重，相关贸易额预计将锐减百分之七十以上。若情况持续，仅大英帝国在华商业利益，月度损失将超过二百万英镑。”

　　最初的隔岸观火心态，甚至某些阴暗的“让黄种人互相消耗”的期待，此刻被现实的商业损失击得粉碎。列强们突然发现，自己才是这场中日冲突最直接的“受害者”。

　　伦敦，白厅，外交部大楼。

　　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放下刚从远东发回的一叠电报，揉了揉眉心，“先生们，”他对办公室里的几名高级官员和海军部代表说，“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旁观这场与我们‘无关’的冲突，还是采取行动保护帝国的利益？”

　　海军部次官率先发言：“从军事角度，干预是危险的。日本海军击败俄国舰队后，已经是远东一只非常强大的力量，而周鼎甲的陆军同样不可小窥，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威慑和商业保护，不足以强行介入一场大规模战争。”

　　但财政部官员立刻反驳：“不干预的经济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了！长江贸易线是我们对华经济渗透的主动脉，现在这根动脉正在被切断！每耽搁一天，我们的商人们就在损失数以万计的英镑！”

　　“可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压制周鼎甲服软，有情报显示德国人正在蠢蠢欲动，如果我们无所作为，他们在华影响力可能趁机扩大。”

　　兰斯多恩勋爵沉默着。他想起不久前与首相贝尔福的谈话。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正面临调整：布尔战争的消耗让帝国意识到力量的限度，德国的海军扩张计划日益成为心腹之患，与法国的殖民争夺也需要妥协。

　　在这种背景下，远东的稳定至关重要，不是要支持某一方，而是不能让任何一方彻底改变现状，尤其不能让这场冲突损害英国的核心商业利益。

　　“列强一致的原则……”他沉吟道。

　　“事实上，”远东司司长谨慎地说，“这一原则早已名存实亡。此前的日俄周战争期间，各国表面中立，私下各有倾向。

　　如今中日冲突，美国和德国明显更同情中国——德国在山东有利益，且乐见日本被削弱，而美国亟待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周鼎甲的破局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既然没有‘一致’，只有各自利益的算计。”兰斯多恩勋爵得出结论，“那么，英国的利益很明确：立即停止长江的敌对行动，恢复航运安全。为此，我们需要联合其他同样受损的列强，向东京和周鼎甲，施加最大压力。”

　　“如果日本拒绝呢？”有人问。

　　“那就拖延日本军舰的交付！”兰斯多恩勋爵冷冷地说，“日本人会明白的，他们战胜了俄国，是因为大英帝国需要他赢，日本还没有资格挑战大英帝国的商业秩序。”

　　同样的算计也在柏林进行，但角度略有不同，随着德国在中国获益越来越多，德皇威廉二世对远东事务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也或者说，对任何能扩大德国全球影响力的事务都有兴趣。他的“世界政策”需要突破口，而混乱的中国正是机会。

　　“日本人的野心太大了。”外交国务秘书里希特霍芬男爵向德皇汇报，“他们不仅想取代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现在还想控制长江流域。如果成功，大日本帝国将成为远东的决定性力量，这对德国不利。”

　　“我们的商船也受损了？”德皇问，把玩着一柄精致的元帅权杖。

　　“是的，陛下。‘长江之星’号事件让我们在国内面临舆论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英国人在长江势力最大，受损最重；法国人其次；我们和美国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采取主动，可以在这场危机中扮演调停者角色，提升德国在远东的外交威望。”

　　德皇眼睛亮了：“说下去。”

　　“我们可以联合英、法、美共同施压，但要在调停中确保德国获得更多话语权。比如，未来长江航运安全机制的建立，德国海关和航运公司要有更多参与。”

　　里希特霍芬很兴奋的告诉皇帝，“周鼎甲和我们的代表暗示，这一次事件也有敲打英国的成分，他对英国人控制中国最富饶的地区，阻拦他统一中国十分不满，他希望德国更多介入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的稀有金属都是我国所需要的！”

　　德皇显得不屑一顾，“东方人的小伎俩真多！”

　　“但对帝国很有利，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头五个月，周鼎甲直接或者间接出口了800多万马克的大豆等基础产品，引进了1200多万马克的工业品，东方市场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

　　若是周鼎甲真得兑现了他的提议，用不了几年，我们对华出口额一定会突破1亿马克，这是一个正在快速扩张的工业品市场！”

　　德皇满意的点点头，德国工业品的价格虽然比英国便宜，但对华出口增加到1亿马克以上，意味着可以有资本多制造一艘战列舰，这对德国太重要了！

　　“日本那边呢？”

　　“日本人现在很尴尬。他们海军在长江进展不顺，陆军主力被牵制在朝鲜北部，国内经济因战争消耗已显疲态。如果我们几大国联合施压，东京不得不认真考虑停火。”

　　德皇站了起来，走到巨幅世界地图前，手指划过长江：“那么，就让我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吧——顺便，让德国国旗在远东更醒目一些。”

　　巴黎和华盛顿的决策过程大同小异。法资的东方汇理银行在长江流域有大量投资，而美国则坚定维护“门户开放”原则，反对任何国家独占中国利益，长江航运受阻损害了所有国家的平等贸易机会。四方电报频繁往来。尽管各有算计，但在“立即停止长江敌对行动”这一点上，利益惊人一致。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四国公使联署的照会分别送达两个目的地：一份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紧急发往东京外务省。

　　给日本的照会措辞严厉：

　　“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及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公使，谨代表各自政府，对日本帝国海军近期在长江流域之军事行动，致以最严重之关切。

　　上述军事行动已导致这一国际水道航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多国商船蒙受损失，船员生命无端牺牲，国际贸易几近中断。此举不仅违反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之基本原则，亦对各国在华合法商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四国政府要求日本帝国政府立即停止在长江一切可能危及航运安全之炮击、封锁及军事调动，并就赔偿第三方损失展开协商。

　　若日本政府不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恢复长江航行安全，四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保护其公民及商业利益。”

　　另一份则被送往公共租界边缘一栋不起眼的建筑——那里是周鼎甲政权设在上海的对外联络处，目前的负责人是年轻而精干的外交新秀陈友仁。

　　陈友仁祖籍广东兴梅地区 ，其父曾是东王杨秀清的贴身护卫，他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早年就读于市立学校。后考入西班牙港圣玛丽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

　　中国革命成功后，他特意回国，周鼎甲的接见后，就把这位熟悉西方的爱国人士派到上海，担任联络处副处长，协助颜惠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