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319节

　　贺氏沉默了，半晌才说，“可是安南那么远，而且我们北方人，去南方适应吗？听说那边很多瘴气！”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周鼎甲解释了一番，又告诉妻子，“这次南下，不是让他去安南，是让他看看这个国家到底什么样。他的所见所闻，对我有帮助，对他自己更是成长。你放心，我会安排最好的警卫，你如果不放心，也可以跟着去。”

　　贺氏看着丈夫，终于明白了他的深意。她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我……我跟着去。我还要让我在军中的兄弟、表兄弟都跟着，让他们保护好继业。”

　　“可以。”周鼎甲同意了，“但记住，不要搞得太张扬。你们母子俩，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去看，去听。”

　　“我明白。”贺氏擦了擦眼角，“就是心疼孩子……”

　　“我也心疼。”周鼎甲轻声说，“但他是我的儿子，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的路，注定不会平坦。”

　　当天下午，贺氏就开始为儿子的南下做准备。她不仅挑选了最可靠的警卫——都是跟随多年的老家丁，还特意叫来了自己在军中的两个弟弟和一个表弟。

　　“继业这次南下，你们三个必须全程跟着。”贺氏严肃地说，“白天夜里，寸步不离。吃饭喝水，都要检查。遇到任何可疑的人，立刻控制起来。如果……如果真遇到危险，你们就是死，也要护住继业！”

　　三个军官肃然立正：“姐姐放心，我们就是豁出命去，也会保护好外甥！”

　　“肯定有一大堆人想着把继业带坏，一定要盯紧一些，鼎甲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眼里只有大业，没有嫡庶之分……”

　　“姐姐放心，我们心里明白！”

　　贺氏又准备了各种药品、衣物、干粮，甚至还悄悄塞了一把小巧的手枪在儿子的行李里——虽然她知道丈夫一定安排了更好的警卫，但做母亲的，总是要多一层准备。

　　周继业知道母亲和舅舅们如临大敌的安排后，有些哭笑不得：“娘，我就是去看看，又不是去打仗。”

　　“你懂什么！”贺氏瞪了儿子一眼，“这世道不太平！多少人盯着咱们家！你父亲树敌那么多，万一有人想对你不利……”

　　她没有说下去，但眼中的担忧是真切的。

　　周继业心中一暖，握住母亲的手：“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而且有舅舅们跟着，不会有事的。”

　　贺氏看着儿子已经渐渐褪去稚气的脸庞，忽然意识到，这个她一直护在羽翼下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4月3日，北京西郊，门头沟矿区，春雨绵绵，山路泥泞。三辆不起眼的马车沿着崎岖的道路缓缓行驶。周继业坐在中间那辆车的车厢里，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景象。

　　这是他南下之行的第一站，按照父亲的安排，他要在京西煤矿待七天。不是以“少主”的身份，而是以“天津来的学生”的身份，住进矿工宿舍，和矿工同吃同住。

　　“周，前面就是矿区了。”施密特少校这次也被安排随行——指着窗外，周鼎甲特意让德国人跟在身边，跟在德国人身边学习，而不是安排一些官员教授，原因很简单，他需要一个更加西化的下一代皇帝。

　　德国人个性严谨，也不需要拍马屁，迎合他的欲望，这就注定他可以和周继业平等相处，这对大儿子的性格塑造非常有帮助，这也是周鼎甲所需要的，不过这一套玩法，自然有不少争议，但谁又阻挡周鼎甲呢！

　　周继业看去，只见一片灰蒙蒙的山坳里，矗立着巨大的井架、煤仓和烟囱。地面上到处是煤灰，连雨水都是黑色的。穿着破烂棉袄的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在矿区里忙碌，他们的脸上、手上、衣服上，全都被煤灰染得漆黑。

　　马车在矿区办公室前停下。矿区负责人已经接到通知，知道有大人物要来，但不知道具体是谁。看到马车里下来一个少年、一个德国人和几个随从，他有些困惑。

　　“这是天津来的周同学，他的长辈是周部长，尊长辈安排，来矿区实习考察。”随行的官员递上公文，“安排他住矿工宿舍，跟着矿工生活七天。”

　　负责人看了看公文上的印章，不敢怠慢：“是是是，我这就安排。不过……矿工宿舍条件很差，周同学要不要住办公室这边……”

　　“不用，就住宿舍。”周继业开口了，声音还带着少年的清亮，但语气坚定，“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享福的。”

　　负责人不敢再多说，亲自领着他们去宿舍区。

　　所谓的宿舍，其实是几排低矮的土坯房。每间房里挤着十几个人，大通铺，铺着草席和破棉被。屋里弥漫着汗味、煤味和霉味混合的怪味。墙角堆着矿工的工具和安全灯，地面上永远扫不干净煤灰。

　　周继业被安排和一个叫老陈的老矿工住一间。老陈五十多岁，在矿上干了三十年，背已经驼了，满脸深深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煤灰。

　　“周同学是吧？”老陈话不多，给他腾出个铺位，“你就睡这儿。晚上起夜小心点，地上滑。”

　　就这么安顿下来。

　　第一天，周继业跟着矿区技术员参观地面设施。他看到了巨大的蒸汽卷扬机，看到了洗煤厂，看到了炼焦炉。技术员讲解得很详细，从煤炭的形成、开采，到加工利用，周继业听得认真，还做了笔记。

　　“咱们这个矿，现在月产煤4.6万吨，是华北最大的煤矿之一。”技术员自豪地说，“有了这些煤，北京的工厂才能开工，火车才能跑，老百姓冬天才能取暖。”

　　周继业问：“那矿工下井危险吗？”

　　技术员的笑容僵了一下：“这个……采矿嘛，总有些风险。但我们尽量做好安全措施。有安全灯，有通风设备，有支护……”

　　他没有说下去。

　　下午，周继业想去井下看看，但被坚决制止了，“那我能在地面看看矿工是怎么工作的吗？”

　　这个要求被允许了。周继业站在井口，看着矿工们排队下井。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背着沉重的工具，一个一个走进那个黑暗的洞口，像被大地吞噬。

　　“他们一天干多久？”他问。

　　“八个小时。”技术员说，“三班倒，日夜不停。”

　　“工钱呢？”

　　“一个月干得好可以赚到15块钱。”

　　周鼎甲很担心孩子不接地气，所以清华园的伙食花费这些东西会询问，他还把道光吃鸡蛋的往事告诉子女，所以周继业知道15块钱不少了，相当于革命军排长的待遇，不过看到挖煤这么辛苦，又危险，总觉得又太少了！

　　傍晚，矿工们陆续升井。一个个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澡堂——所谓的澡堂，其实就是个大水池子，水已经黑得像墨汁。

　　老陈也回来了。他洗过澡，但指甲缝里、皱纹里的煤灰永远洗不干净。

　　“陈师傅，井下……是什么样的？”周继业忍不住问。

　　老陈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会儿：“黑。除了安全灯照到的那一点地方，全是黑。窄，有些巷道只能爬着过。湿，顶上滴水，地上积水。还有煤尘，吸到肺里，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他顿了顿：“但最怕的不是这些，是塌方，是瓦斯，是透水。”

　　“经常出事吗？”

　　“说不准。”老陈点起一袋旱烟，“我干了十来年，见过的事故……记不清了。光是我亲眼看见死的，就不下二十个。受伤的更多。”

　　周继业感到一阵寒意。

　　就在这时，矿区突然响起尖锐的汽笛声。

　　“坏了！”老陈猛地站起来，“井下出事了！”

　　整个矿区瞬间骚动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三号井口。周继业也跟着跑过去。井口已经围满了人。救援队正在组织下井。家属们哭喊着，一些女人瘫倒在地。

　　“怎么回事？”矿区负责人脸色惨白。

　　“三号工作面突然塌方，估计有三十多人被埋在里面！”

　　周继业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个黑洞洞的井口，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那些早上还和他打过招呼的矿工，那些鲜活的生命，可能已经被埋在了几百米深的地下。

　　救援持续了一整夜。

　　周继业没有回宿舍，就和老陈一起站在井口等。春雨还在下，冰冷刺骨。救援人员一拨一拨地下井，一拨一拨地抬出伤员和尸体。

　　到天亮时，确认死亡十八人，重伤九人，还有三人失踪——大概率已经死了。

　　遇难者的尸体被一排排摆在井口旁边的空地上，盖着白布。家属的哭声撕心裂肺。

　　周继业看着这一幕，胃里一阵翻腾。他想吐，但强忍着。

　　老陈蹲在一旁，默默抽烟，眼神空洞。

　　“陈师傅，您……不怕吗？”周继业轻声问。

　　“怕。”老陈吐出一口烟，“怎么不怕？每次下井，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上来。”

　　“那为什么还要干？”

　　“不干，吃什么？”老陈苦笑，“我家里有老婆，有三个孩子，上面还有老娘。一家人等着我挣钱买米下锅。死了，矿上还能给不少抚恤，后顾无忧！”

　　他顿了顿：“咱们这还是官矿，算好的了。私人的小煤窑条件更差，更容易出事，而且还时不时隐瞒矿难死人。在这里干，至少抚恤金能拿到。”

　　周继业说不出话来，那天晚上，他躺在宿舍的通铺上，怎么也睡不着。隔壁床的老陈也没睡，睁着眼睛看着屋顶。

　　“周同学，”老陈忽然开口，“你家里是做官的吧？”

　　周继业犹豫了一下：“算是。”

　　“那你能不能跟你家里说说，”老陈的声音很轻，“让上面多拨点钱，把安全搞好点。我们不求涨工钱，就求能多活几年。”

　　周继业鼻子一酸：“我……我一定说。”

　　“谢谢了。”老陈翻了个身，不再说话。

　　第二天，矿区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十八口薄棺被抬到后山埋了。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家属的哭声和矿工们的沉默。

　　周继业站在雨中，看着那些新起的坟头，忽然想起学过的那首元首最后两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他以前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矿难后的第三天，周继业在矿区办公室见到了矿山一位德国顾问穆勒先生，“慕了先生，德国的矿工也是这样吗？”

　　穆勒先生沉默了片刻：“周，这个问题很复杂。德国的矿工工作环境也很危险，同样有不少伤亡，这是采矿业的特性决定的。但是……”

　　他斟酌着用词：“德国有比较完善的劳工保护法律。比如《工伤事故保险法》、《疾病保险法》、《养老和残障保险法》。工人受伤、生病、老了，都有一定的保障。当然，还不够好，但比完全没有要好。”

　　周继业眼睛一亮：“那我们为什么不搞这些？”

　　穆勒博士苦笑：“周，你知道搞这些要多少钱吗？”

　　少年摇头。

　　“我大概算过。”穆勒拿出纸笔，“如果在中国推行类似德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光是工伤和疾病保险，每年就需要至少上上亿元的财政支出。养老和残障保险更贵，可能要两亿。”

　　他看着周继业震惊的表情：“而你父亲现在在做什么？他在不断打仗，已经连续打了九年，没打一发炮弹，就是几十两黄金。

　　他在搞建设——铁路、煤矿、钢铁厂、造船厂，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他还在办教育——全国要建新式学堂，要请外国教师，要买教材设备……”

　　博士一项项数下来：“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而中国的财政收入，去年是多少？我记得好像五个亿还不到，听起来很多，但分摊到这么多事情上，每一件都捉襟见肘。”

　　他最后说：“所以政务院陈总理不是不想搞，是暂时没有能力搞。财政就像一个大盘子，里面的东西就这么多，给了这个，就给不了那个。”

　　周继业沉默了，“所以……只能让矿工这样？”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穆勒语气沉重，“你父亲选择先强军、先工业化，是因为没有这些，中国就会被列强瓜分。到那时，别说矿工，所有中国人都要受苦。但强军和工业化的代价，就是普通人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他拍拍少年的肩：“这就是治国之难。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你父亲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他既要让国家强大，又想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民生。但这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