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59节

　　斯普林-赖斯回到大使馆，把这段对话写成电报发回伦敦，然后在末尾加了一句自己的判断："兰辛的措辞强硬，但'目前还在研究之中'这句话耐人寻味。美国似乎并无立即采取实质行动的意图。"

　　这封电报在伦敦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劳合·乔治把电报读了两遍，然后把它推给贝尔福："你怎么看？"

　　贝尔福仔细看完，沉吟片刻："美国在演戏。他们表面谴责，实际上乐见其成。"

　　"正是，"劳合·乔治靠在椅背上，眼神变得锐利，"日本和中国在亚洲扩张，损害的是我们和荷兰的利益，不是美国的。美国人巴不得我们和日本闹翻，这样战后他们就能以'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介入，同时削弱英国和日本。"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声音越来越低沉："美国人说要'惩戒'中日，这话是说给欧洲国家听的，是在拉拢法国、荷兰、葡萄牙这些有远东殖民地的国家，让他们觉得美国是维护殖民秩序的靠山。但实际上，美国根本不会真的动手。"

　　贝尔福点头："而且，如果美国真的对中日采取行动，反而会让中日更加抱团，对美国更加不利。"

　　"所以这是一个姿态，"劳合·乔治停下脚步，"一个廉价的姿态。"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白厅，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苦涩："但这个姿态让我很不舒服。美国人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出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需要他们来主持公道。"

　　"这是在告诉全世界，"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大英帝国需要美国来撑腰了。"

　　贝尔福沉默了。这句话说出了一个他们都知道但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我们要怎么回应美国？"他最终问道。

　　劳合·乔治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变得格外复杂："感谢他们的关切，但表明我们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措辞要客气，但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不需要他们替我们发声。"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虽然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

　　5月11日，伦敦，下议院。

　　劳合·乔治在议会就坤甸事件发表声明。他的措辞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表达英国的立场，又要避免激化与中日的矛盾，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政府对于日本和中国在婆罗洲的行动深表遗憾，"他说，"这种行为不符合盟国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相关国家表达了严正关切，并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妥善解决。"

　　话音刚落，工党议员拉姆齐·麦克唐纳站起来，声音尖锐："首相先生，'深表遗憾'？'严正关切'？这就是大英帝国对中日公然侵占荷兰领土的全部回应？中日两国在我们眼皮底下抢地盘，我们只会说'遗憾'？"

　　保守党后座议员中也有人发出不满的嗡嗡声。

　　劳合·乔治保持着镇定："尊敬的议员先生，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任何可能影响盟国关系的轻率行动，都是不负责任的。"

　　"那美国人呢？"另一个议员站起来，"美国人说要惩戒中日，我们为什么不跟进？"

　　这个问题让劳合·乔治停顿了一下，那停顿只有短短两秒，但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

　　"英国的外交政策，"他最终说，"由英国政府独立制定，不需要跟随任何其他国家。"

　　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但议会里的老政客们都听出了其中的防御性。首相在强调独立，恰恰说明独立性正在受到质疑。

　　议会结束后，劳合·乔治回到唐宁街，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独自坐了很长时间。

　　他的秘书进来，轻声说："首相，《泰晤士报》的社论出来了。"

　　劳合·乔治接过报纸，看到头版社论的标题：《帝国的尊严，不能只靠言辞维护》。

　　社论写道："政府对坤甸事件的软弱反应，令人痛心。我们曾经是世界的警察，如今却连自己的盟友都无法约束。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人抢先发声，替我们表达了本应由我们自己表达的立场。这不是外交上的失误，而是实力衰退的必然结果……"

　　劳合·乔治把报纸放下，没有继续读。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伦敦。这座城市依然宏伟，依然繁华，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但他感觉到，在这宏伟的外表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不可逆转地改变。

　　帝国的黄昏，不是一夜之间降临的。它是一点一点地来的，每一次战场上的失败，每一个贵族子弟的阵亡，每一次外交上的退让，每一次不得不接受美国人"好意"的时刻，都是黄昏来临的一个脚步。

　　他想起了德文郡公爵在葬礼上问他的那句话：这一切，值得吗？

　　他依然没有答案。

第344章 六月革命

　　“这就是中国人的回应？”外交大臣贝尔福看向坐在长桌旁的几位同僚——首相劳合·乔治、殖民大臣沃尔特·朗、海军大臣埃里克·盖德斯。

　　劳合·乔治疲惫地点点头：“朱尔典发来的。周鼎甲明确表示，中国要的是收回失土，西婆罗洲的‘秩序恢复’行动‘仅限于此’，不会扩张。”

　　“仅限于此？”殖民大臣沃尔特·朗冷笑一声，“那个所谓的‘兰芳共和国’旗帜在婆罗洲插得到处都是，甚至连东马都有苏丹和他们联络，这还叫仅限于此？”

　　“但他们确实没有进攻东婆罗洲的油田，损害帝国的石油利益，”海军大臣盖德斯比较务实，“也没有靠近邦加岛和勿里洞岛的锡矿。从军事上看，他们遵守了我们划的线。”

　　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

　　劳合·乔治揉了揉眉心——他这个动作近来越来越频繁：“关键不是他们现在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朱尔典在电报里说，他亲自向周鼎甲传达了我们的警告：西婆罗洲可以，但东婆罗洲的石油产地、邦加-勿里洞的锡矿，还有爪哇和苏门答腊，绝对不许碰。否则……”

　　他没有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否则”后面是什么。

　　英国现在确实虚弱，西线每天还在流血，但帝国的底线还在。如果中日真的试图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核心区域——那些为世界市场提供橡胶、锡、石油、咖啡的关键产地——那么即使再困难，英国也必须下场。

　　这不是选择，而是生存。

　　“周鼎甲怎么说？”贝尔福问。

　　“他说他明白，”劳合·乔治放下手，眼神复杂，“他说中国没有挑战大英帝国在东南亚主导地位的意图，兰芳共和国的复国只是为了‘恢复历史正义’，‘保护海外同胞’。他还说……”

　　首相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他还说，中国理解英国现在面临的困难，不会在这个‘敏感时期’给英国‘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好一个‘不会增加负担’！”沃尔特·朗的声音里带着愤怒，“他们趁火打劫，占了荷兰人的地盘，然后说不会给我们增加负担？这是羞辱！”

　　“但这是事实，”盖德斯冷静地指出，“他们确实没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去碰我们最核心的利益。相比起来……”

　　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想到了日本。日本人在坤甸登陆后，动作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在港口升起了太阳旗，建立了军事管制区，派来了工程部队开始扩建码头和仓库，一副要长期驻扎的架势，而这里距离新加坡非常非常近……

　　“日本那边呢？”贝尔福转向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大臣。

　　副大臣翻开文件：“驻日大使发回的报告。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他们在南洋的行动‘完全出于保护侨民的需要’，‘尊重英国在东南亚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并承诺‘不会破坏现有殖民秩序’。”

　　“空话，”沃尔特·朗哼了一声，“全是空话。”

　　“但也是我们需要的话，”劳合·乔治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至少表面上，他们没有挑战我们的权威。这就够了。”

　　他看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目光从欧洲移到亚洲，又从亚洲移到太平洋。帝国的疆域用红色标注，曾经覆盖了地图的四分之一，如今看起来依然庞大，但他知道，这片红色下面，支撑它的力量正在一点一点流失。

　　“给朱尔典回电，”首相最终说，“告诉他，我们对中国的‘克制’表示赞赏。但同时要明确：我们划的那条线，是绝对的红线。触碰红线的一切后果，由中国和日本自负。”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口气要强硬，但措辞要……留有回旋余地。”

　　贝尔福点点头，记下了。

　　这就是帝国现在的处境：既要维护威严，又要避免冲突；既要划出红线，又要给自己留退路。

　　矛盾而无奈。

　　六月十日，厦门港。清晨的海雾还没有完全散去，港口的栈桥上已经挤满了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提着藤箱、背着包袱、挑着扁担，黑压压的一片，像潮水一样涌向停泊在码头边的三艘蒸汽船。

　　“排队！排队！”维持秩序的士兵用福建话大声喊着，“按船票号上船！不要挤！”

　　但人群依然在往前涌。这不是普通的出行，这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迁徙。码头边的布告栏上，贴着兰芳共和国移民事务局的公告，白纸黑字写着：

　　“兰芳共和国招募开拓者！西婆罗洲，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一个壮劳力可分得五十亩土地，妇女减半，前三年免税，政府提供种子、农具、住房！”

　　公告旁边还贴着一张彩色地图，上面用红色标注着西婆罗洲的“待开发区域”——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旁边用醒目的字体写着：“中国人的新家园！”

　　“阿爸，我们要去哪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拉着父亲的手，仰头问道。

　　父亲四十来岁，脸上刻着常年劳作的皱纹，他弯下腰，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儿子的头：“去南洋，去婆罗洲。那里有地，有田，我们去了，就不用再租官府的地了。”

　　“远吗？”

　　“远，要坐好几天的船。”

　　“那我们还回来吗？”

　　父亲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不回来了。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类似的对发生在码头的每一个角落。

　　陈阿福一家六口——他、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老母亲——挤在人群里，手里紧紧攥着船票。

　　他们是闽南的佃农，革命前，租种地主十五亩薄田，年成好的时候勉强糊口，年成不好就得借债。革命军解放福建后，消息闭塞的他们还跟着地主反抗，结果战后变成租赁官府15亩土地，虽然租金少了一大截，但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靠着省吃俭用，再加上拼命开垦，陈阿福又有了五亩土地，但还是太少，根据中华帝国的《移民法》，他自然逃脱不了移民的命运。

　　半个月前，村里的保长带来了移民的消息。一开始没人敢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给地？还提供住房农具？

　　但保长拿来了盖着红印的公文，还有从县里来的官员现场宣讲。官员说，这是陛下亲自推动的“南洋拓殖计划”，是为了“解决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的困境”，是为了“在海外建立中国人的家园”。

　　陈阿福被动员后，犹豫了三天，但到了第四天，官府通知就算他不签字，那15亩地也不会再租给他，这是对付不愿意移民的群众，最狠辣的手段。

　　他一咬牙，把那五亩土地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凑了船票钱——其实船票几乎是免费的，只收一点手续费，主要是路费和安家费——带着全家来了厦门。

　　“阿福，你看，”妻子指着远处，“那是不是林家的人？”

　　陈阿福顺着妻子的手指看去，果然看到了同村的林家。林家的男人在码头上做苦力，去年摔断了腿，再也干不了重活，一家老小眼看就要断炊。

　　两家人隔着人群挥了挥手，没有说话，但眼神里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上船了！‘闽海号’的乘客准备上船！”

　　士兵的喊声再次响起。陈阿福一家被推着往前移动。登船梯前，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检查船票、登记姓名。

　　“陈阿福，一家六口，对吗？”工作人员核对着名单。

　　“对，对。”

　　“目的地：坤甸港。到了那边有人接，按分配去安置点。记住了吗？”

　　“记住了。”

　　工作人员在名单上打了个勾，然后递给他一个布质的身份牌：“挂在脖子上，别丢了。这是你们在船上的凭证，也是到了南洋的临时身份证。”

　　陈阿福接过身份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他的名字和编号。他把牌子小心地挂在脖子上，然后扶着老母亲，牵着孩子，踏上了登船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