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78节

　　这一次过来，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很着急，而在西北打仗，铁路和油料是最重要的，铁路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军民，我不好再催，那只能催你们，让你们感到压力！”

　　冯万民沉默了。

　　“去吧，”周鼎甲说，“去干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放心，你要的东西我都会满足！”

　　“是，陛下。”

　　1929年5月28日，阿拉山口向西的火车上

　　哐当，哐当，哐当……

　　火车轮子撞击铁轨接缝的声音，单调而持续，像一种不会停止的心跳。车厢微微摇晃，桌上的茶杯里，水面荡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周鼎甲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过了阿拉山口，地貌完全变了。不再是新疆的戈壁和绿洲，而是哈萨克草原——无边无际的草海，在五月的阳光下绿得发亮，一直延伸到天际线。

　　偶尔有低矮的丘陵起伏，像绿色海洋里的波浪。远处能看到牧民的毡包，像白色蘑菇散落在草原上，牛羊群像移动的云朵。

　　美，辽阔得让人心醉的美。

　　但周鼎甲看的不是美景，是铁路。

　　铁路线在草原上笔直延伸，偶尔有弯道，是为了避开沼泽或冲沟。路基很高，高出地面至少两米——这是为了防止春季融雪和夏季暴雨造成的洪水冲刷。枕木是新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向远方延伸，电报线在风中微微颤动。

　　“这段铁路，修了多久？”他问对面的马兴华。

　　马兴华放下手中的文件：“从阿拉山口到阿克斗卡，三百二十公里，修了两年零四个月。最难的是阿拉山口那段，山口风大，冬天积雪深达三米，夏天又有融雪性洪水。光是那段十五公里的山口铁路，就牺牲了三十七个工人。”

　　“怎么死的？”

　　“雪崩埋了十二个，洪水冲走九个，冻死六个，还有十个是施工事故。”马兴华的声音很平静，或许是见多了死人，“最后那段路，是工人们用手挖出来的。

　　因为大型机械上不去，只能靠人。零下三十度，铁镐砸下去，地上只留一个白点。但他们没停，一直挖，一直挖。”

　　周鼎甲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这条线，运输能力怎么样？”

　　“单线，引进的内燃机车牵引，每趟列车可以拉八百吨货物。目前每天对开四列，运力三千二百吨。主要运输的是石油、钢材、机械设备，还有粮食和日用品。

　　马兴华拿出一份运输统计表，“从今年一月到现在，通过这条铁路运往西域的物资，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吨。如果没有这条铁路，这些物资靠骆驼和马队运输，需要三年时间。”

　　“还不够，”周鼎甲说，“战时要运兵，运弹药，运燃油。一天的运输量可能就要上万吨。必须修复线。”

　　马兴华苦笑：“陛下，复线谈何容易。这条铁路的造价，每公里已经达到了八万华元。如果要修复线，造价还要增加百分之六十。而且……”

　　他顿了顿：“而且我们现在连单线都还没修完。北线，到新西伯利亚，还有七百公里没修通。南线，到阿富汗边境，还有四百公里。新疆内部，伊犁到迪化的果子沟段，是最硬的骨头，还没啃下来。”

　　周鼎甲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那是铁路兵团的进度报告。

　　报告很厚，有文字，有图纸，有照片。照片上，工人们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施工，在泥泞的沼泽里铺设路基，在悬崖上开凿隧道。

　　有一张照片让周鼎甲多看了几眼：一个年轻工人，大概不到二十岁，扛着一根枕木，脸上全是泥，但眼睛很亮，对着镜头笑，照片下面有名字：李二牛，河南人，十八岁，铁路兵团三营二连。

　　“这个李二牛，后来怎么样了？”周鼎甲问。

　　马兴华看了一眼照片，沉默了几秒，才说：“死了。去年七月，果子沟隧道塌方，埋进去了十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挖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铁镐。”

　　周鼎甲合上文件，看向窗外。

　　火车正在经过一片施工路段。右侧是已经通车的铁路，左侧是正在修建的复线路基。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工地上忙碌，推土机、压路机、起重机，各种机械发出轰鸣。看到火车经过，有的工人停下来，向火车挥手。

　　周鼎甲也向他们挥手。

　　火车驶过后，他坐回座位，很久没说话。

　　“兴华，”他终于开口，“你说，我是不是太狠了？”

　　马兴华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个问题，愣了一下，才谨慎地回答：“陛下是为了国家。”

　　“为了国家，”周鼎甲重复这个词，“为了国家，让十八岁的孩子死在隧道里。为了国家，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这荒原上流血流汗。为了国家，把本该用来救灾的钱拿来修铁路。”

　　他转过头，看着马兴华：“如果有一天，历史评价我，会说我是个暴君吗？会说我不顾百姓死活，穷兵黩武吗？”

　　马兴华思考了片刻，“陛下，我在西域十几年年，见过太多事。我见过哈萨克牧民被苏联骑兵追杀，逃过边境，全家只剩一个人。

　　我见乌兹别克村庄被土匪洗劫，女人被掳走，孩子被杀死。我见过汉人移民在西伯利亚垦荒，第一年冬天冻死一半。”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低沉：“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铁路把军队快速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惨剧会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陛下修铁路，建工厂，囤弹药，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不打仗——因为只有当敌人知道打不过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打。”

　　周鼎甲静静地听着。

　　“至于那些死去的人，”马兴华继续说，“李二牛们，张大有们，还有千千万万在边疆建设中死去的人——他们会被人记住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的名字不会被写进史书。但他们修的路会一直在，他们建的工厂会一直在，他们保卫的国家会一直在。”

　　火车哐当哐当地前进，窗外的草原无边无际。

　　“这片土地太大了，大得让人绝望。”马兴华说，“刚来的时候，我想，怎么可能守得住这么大的地方？但后来，铁路一段一段修通，工厂一座一座建起，驻军一点一点增加，我开始觉得，也许我们能守住。”

　　周鼎甲笑了，“兴华，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不是好听的话，是真心话。”

　　火车减速，前方到站：阿克斗卡。

　　这是一个小站，只有两股道，一座站房，几排营房。但就是这个小站，是从中国通往中亚的咽喉，战略意义重大。

　　周鼎甲下车，在站台上走了走。

　　站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军官，姓赵，河北人，在这里已经干了四年。他见到皇帝，激动得手都在抖，汇报时几次说错数字。

　　“每天经过多少列车？”周鼎甲问。

　　“现在平均每天六对，陛下。最多的时候到过八对，那是上个月运一批紧急军械。”

　　“安全情况呢？”

　　“有两次破坏企图，都被我们提前发现了。”赵站长说，“一次是有人想在铁轨上放石头，被巡逻队抓住。一次是夜里有人摸进来想破坏信号机，被哨兵开枪打跑了。我们加强了巡逻，每两公里一个岗哨，昼夜不停。”

　　周鼎甲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

　　“不辛苦，陛下！”赵站长挺直腰板，“守在这里，光荣！”

　　重新上车后，火车继续西行。

　　下一站是碎叶，也是这次西行的最终目的地之一。

　　1929年6月3日，碎叶（阿拉木图），长条形的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的呢绒桌布。桌边坐满了人，但没有人说话。

　　周鼎甲坐在主位，左边是马兴华和几个中国官员，右边是翻译。桌子的另一侧，坐着来自中亚各国的代表：阿富汗的亲王特使、哈萨克王国的首领、布哈拉政府的宰相、浩罕汗国的两位王子、伊朗的外交官，还有几个白俄流亡组织的代表。

　　以及，一个穿着便装但气质与众不同的英国人——福克斯，英国驻中亚情报站的负责人。

　　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老人身上。

　　他叫萨比尔，七十岁，哈萨克人，穿着传统的长袍，头上戴着绣花小帽。他是三天前才从苏联控制区逃出来的，同行的十七个人，只有五个活着到达碎叶。他的儿子死在路上，被巡逻队开枪打死。他的孙子发烧，没撑过来，埋在了不知名的山谷里。

　　现在，他坐在会议桌前，用哈萨克语讲述他的经历。声音嘶哑，时断时续，每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翻译把他的话翻成汉语，再翻成俄语、波斯语，让所有人都能听懂。

　　“……他们来了，说我们是富农。什么是富农？我家有二十头牛，五十只羊，这就是富农吗？我祖父的祖父就在这里放牧，我们世世代代就这样生活。但他们说，这是剥削，是罪过。”

　　老人端起杯子喝水，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

　　“他们没收了所有的牛羊。不是买，是没收。我儿子说，至少给我们留几头，不然怎么活？他们打他，用枪托砸他的头，血流了一地。我跪下来求他们，他们笑，说老东西不懂新时代。”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老人颤抖的声音和翻译低沉的回响。

　　“然后他们要我们加入集体农庄。什么是集体农庄？就是把所有人的牛羊放在一起，大家一起放，收成大家一起分。我说，我们的牛羊已经没了，拿什么加入？他们说，人可以加入，去劳动，挣工分。”

　　老人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流下来。

　　“我们去了。那不是放牧，是监狱。早上五点起来，排队领工具，然后被赶到草原上，挖水渠，开荒地。挖不完规定的长度，没有饭吃。我老了，挖不动，一天只能挖别人一半的长度。监工打我，说我是寄生虫，是懒汉。”

　　他睁开眼睛，眼神空洞：

　　“我儿子偷偷藏了一点炒面，想晚上给我吃。被发现了。他们说他偷粮食，是破坏分子。第二天，开大会，全村人都被叫去。他们把我儿子拉出来，宣读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老人说不下去了，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压抑的、破碎的哭泣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在呻吟。

　　没有人说话。阿富汗代表低下头，布哈拉宰相捻着念珠，浩罕王子握紧了拳头。福克斯面无表情，但握着钢笔的手指节发白。

　　过了很久，老人才勉强平静下来，继续讲述：

　　“他们就在我面前，开枪打死了我儿子。然后说，这就是破坏集体化的下场。还要我，孩子的父亲，表态支持判决。我说……我说……”

　　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说出那句话：

　　“我说，杀得好。”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说杀得好，”老人重复，眼泪又流下来，“因为我还有一个孙子，才八岁。如果我不说，他们也会杀了他。我说了，他们笑了，说老东西终于开窍了。”

　　他擦掉眼泪，但眼泪不停地流：

　　“那天晚上，我带着孙子逃了。一起逃的还有十几家人，都是活不下去的。我们不敢走大路，只敢走山路，夜里走，白天躲。

　　但还是被巡逻队发现了，开枪，跑散。我背着孙子跑，他发烧，说爷爷我冷，我说快了，快到了。然后他不说话了，我摸他的脸，已经凉了。”

　　老人终于崩溃了，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那是失去一切之后，连伪装都不需要了的、最原始的悲伤。哭声在会议室里回荡，撞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也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周鼎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放在桌下的手，握成了拳，指甲陷进掌心。

　　另一个代表站起来。他是白俄，前沙俄军官，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伤疤。

　　“陛下，各位代表，萨比尔老人的遭遇不是个例。”他的俄语很标准，翻译同步翻译成汉语，“根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斯大林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反革命富农，约六万户，多数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