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87节

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额数三分之一为标准，总计议员五百九十六名。

而规定宪法制定以前，两院同时行使临时参议院职权，并特别规定宪法由两院合议，“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因此，参、众两院虽与一般立宪国家的上、下两院相当，却没有贵族、平民之分，也无职权轻重之别。

关于国会议员的产生，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讨论中，有议员极力主张普通选举，认为《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万不能因选举法之限制，致人民不能行使其选举权”、“如果于民权有所剥夺”、“甚非立法慎重之道”。

还有的提出∶“民国成立之始，又系初次举办国会选举……以年龄满二十岁以上及在选举区住居二年以上者即可，不必过于限制”。

但这些主张均遭到否决。

北京临时参议院有些人甚至说∶现时中国人民程度根本不能实行普通选举，“明知其不可而勉强行之，将必选出一般无智识之议员，不使国家陷于极危险之地不止”云云。

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住居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和教育限制。《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二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蒙、藏、青海得以动产计算）；三、小学以上毕业；四、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其中一、二两项为财产资格限制，三、四两项为教育资格限制。直接税 是采用日本选举法的说法，包括田赋、所得税和营业税。但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所得税和营业税，因此所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实际仅限于地丁、漕粮。

不动产规定为“补充直接税限制之不足，以为纳间接税者提供选举权”，但限于土地、房屋、船舶（包括所有权及抵当权）。

相比之下，教育资格较财产限制稍宽。据临时参议院解释，凡前清生员以上和毕业于六个月以上的近代学堂，并曾在小学以上学校充当教员一年以上者，均当视为与小学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可获得选举权。但在当时中国教育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具有这种资格的也为数甚少。

议员选举，众议员为复选制。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复选合若干初选区组成，每省不超过八区。初选、复选设选举监督，全省设选举总监督，均由各该地方长官充任。其具体步骤是：先于初选阶段选出五十倍于本省名额的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于复选阶段互选产生。蒙古、西藏和青海众议员选举与各省相同。各省参议员选举，则先选举省议员，组织正式省议会，然后以省议员为选举人，进行选举。省议员也须经初选、复选两阶段产生。参议员被选资格与众议员同，但年龄须满三十岁以上，较众议员年满二十五岁为长。

参议员选举其他部分，由于情况各殊，选举法分别作了专门规定。

蒙古和青海，由各选举区划王公世爵、世职为选举人，组织选举会，依所定名额选举，或联合两区以上举行。选举监督以选举会所在地方行政长官充任。

西藏，分前藏、后藏两个选区划，分别由该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同驻藏办事长官遴选五倍议员名额的人员，于拉萨和扎什伦布组织选举会，各选举五名。

中央学会，由该会会员为选举人选举，但被选举人不以会员为限。中央学会属全国性高级学术团体，依临时参议院所定办法组成。会员无定额，由具备在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等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为当选。设立并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参议员机关之一，目的是为了选出学问优尚之人为议员。其选举在北京举行，以教育总长充选举监督。

华侨，初定由华侨居住地商会，后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到京组织选举会进行选举。选举监督以工商总长充任。选举会会员因事不能到会，可委托相当代理人行使其选举权。

袁世凯和宋教仁相互妥协下产生的这部《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相比较林淮唐提倡的《国民大会召集办法》，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选举与被选举的资格认证上，都对中下层国民参政提出了更多限制，而且其中不少环节，允许地方行政力量介入，也给了当权者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袁宋版选举法，也有几点优越处，例如其较重视蒙藏回地区的特殊民情，专门提出了几条应对当地特殊形式的针对性法条，对于增强蒙藏回地区国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度，有一定帮助。

其次，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长期受到海外华侨的资助，因此宋教仁也力倡国会选举中设立华侨专额，给海外华侨选举权以特殊照顾，这同样可以增强海外华侨群体对于中国的向心力。

但是袁宋版选举法，比对林淮唐版《国民大会召集办法》，也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局限。

如，限制选举的实行，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于选举之外，选举法规定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财产资格才能获得选举权，固然不算太高，但它只能使一部分农民和城乡小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广大贫雇农和城镇贫民能获得选举权的则极为有限。

它同时又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因此，即便不受财产限制，多数人也将因此而丧失选举权。由此可见，国会选举实际上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

而且林版国大召集法，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没有性别上的限制。而袁宋般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则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本来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元老革命者中，就不发进步女性，例如大名鼎鼎的鉴湖女侠秋瑾，如果活到现在，以其功勋，竟然也没有参政资格，岂不是非常可笑？

这条消息一经传出，就让国民党中不少的女性党员，当场宣布退出国民党，转而向支持女性参政权的社会党提出入党的申请。

除此以外，袁宋版选举法虽然采取限制选举制，按理应极大程度满足工商资产者的愿望。其实，除少数人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者（主要是商人）由于无田产，又未必能在小学毕业或拥有前清功名，显然不具备上述选举资格。

这样，许多拥有动产数万元，乃至于数十万元的中等以上商人，由于缺乏足够数额的不动产，竟然不能拥有参政权利，同样十分荒谬。

总之，这样对比下来，袁宋版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对各阶层国民的吸引力，除了拥有较多田产的封建地主阶层以外，对其余阶层国民，均不如林淮唐提倡的国大召集法那样有魅力。

但作为北洋军和国民党媾和的最大产物，两部法律公布以后，从袁世凯到宋教仁，从段祺瑞到孙中山，南北无数人物，此起彼伏，先后通电响应，表示拥护，又向中国社会党炫耀出了极其强大的政治号召力。

当时林淮唐刚刚从广东、福建回到上海，他正坐着火车，准备从上海再度返回徐州，半路上就收到了国会大选正式开始的消息，看过那些发条以后，林淮唐望着前往悠长的铁路轨道，淡淡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北洋与国民党合作起来，我们也用不着去正面对抗。但国民们将会记住，在国会选举法诞生以前，中国社会党还曾经提出过另一个更完善、更优良的国大召集法。

现在人们普遍愿意接受袁宋版本的国会法，只是因为时势所迫。等将来袁宋般国会，暴露出其问题以后，则社会党提倡的国民大会，也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专程从徐州赶回上海，与林淮唐会面的林时爽问道：“中央同志，也都是这样认为——下一阶段的国会大选，我们要出多少力气投入进去？”

林淮唐手指北方，说：“社会党还是要去北京的，那里毕竟是中国的首都，社会党要在北京建立起组织和属于我们的影响力来，这对将来的决战，会有很大作用。”

北京是北洋军的大本营之一，对社会党人来说无疑是一处龙潭虎穴，但正因为是龙潭虎穴，林淮唐才认为不能不去一试究竟。

第五十七章 测验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袜马厉兵，为全面竞选做准备了。浦口教委会的孔乙己和韩振洋，两个老师一路从南京到徐州，又从徐州到海州，也算是沿途看遍了不同政党所做的各色宣传竞选活动。

国民党组织规模最为浩大，在南方中上阶层国民里的影响力，几乎可说是空前绝后的。黎元洪的共和党就要差得多，但也努力争取了一部分前清官僚来做号召，特别在湖北等地，共和党对国民党还是拥有一定优势的。

除此以外，袁世凯虽然依旧自称“超然立场”，秉持所谓“不党主义”，但其实也正在积极拉拢梁启超和康有为两人，希望他们能够出面组织一个新党，用于作为与国民党合作一旦破裂以后的备选工具。

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韩振洋受教委会调令北上徐州以前，就因为他手臂上常佩戴社会党人专有的红色臂章，好几次在街头上遭到国民党人的挑衅责难。

韩振洋虽然是体育教员出身，身强力壮，但双手难敌四拳，很多时候都多亏了善于讨饶的孔乙己帮忙，才避免了让国民党人痛殴一顿的惨剧。

韩振洋和孔乙己刚刚下火车不久，又坐着平板大车赶去海州，一路颠簸，韩振洋忍不住发牢骚道：“南方各省，国民党、共和党的竞选活动，都搞的声势浩大，一个个有声有色。孔伯呀，你听我讲，过了浦口以后，淮南、淮北，还有徐州，怎么咱们社会党的地盘上，哪里都看不到搞竞选宣传的啊？中央也不知道再想什么！君汉先生糊涂了！”

孔乙己幽幽道：“汉公日理万机，神明圣武，怎么会糊涂呢？你胡说八道——你、你，说汉公糊涂，你才是糊涂。”

社会党在华东大区的各个根据地内，虽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投入精力搞竞选活动，但投入的力量比例，和国民党、共和党等其他党派相比，确实是差得远了。

社会党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建设一年计划和整军经武上面。

韩振洋很是羡慕国民党的政策：“人家国民党，现在都主张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竞选。只要在国会大选里赢得一半以上的席位，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到时候入则为国会议员，出则为各省省长，多么有面子啊，真叫人羡慕。”

社会党内部，很有一批人对于中央不重视大选的策略，感到困惑不解，但孔乙己对林淮唐是迷信的不得了，他自己既不懂政党，更不懂国会，只是不断复读“汉公格局，非我们所能料之”一类的废话。

韩振洋连连摇头，对孔乙己这样“落后”的政治意识，好像很觉得失望。两人下了板车以后，即到海州教委会报道，很快便又被分配到第一农场担任教职。

韩振洋被发表任命为海州第一农场小学校长，孔乙己任教务主任，但这个小学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另外的教职工也就只有农场本地的另外四个人而已。

社会党的一年计划之中，也包括在了各县都建设起一所小学的计划，但摊子铺得太开，就会导致海州第一农场小学的这种情况——连孔乙己这等学力，竟然都能做教务主任了。

孔乙己有些摸不清头脑，但他大概理解教务主任就和义塾学堂的督学，是类似的职务，所以还很觉得高兴，不仅有饭吃、有衣穿，竟然还能做督学！

这对孔乙己而言，已经是超乎惊喜之外了。

而韩振洋那边，他虽然对社会党不重视国会大选的策略很不满，但在自己负责的工作方面，还是非常认真的。

韩振洋为了了解海州第一农场和附近地区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及教育工作情形起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文化测验。

测验分为农场和非农场两组，各测验问题二十个。画验方式，规定采用集体会试办法，限定时间，当场交卷。不能笔答的，逐题口试，由他人代为答卷。

就近的海州第一农场第三大队，是首先进行测验的。测验的那一天，因为人手紧张，韩振洋拉上孔乙己一起监考，大队的干部，除了大队指导员邓浩海因公务请假以外，其他干部，包括大队长汪爱民都准时到场，试场情绪之紧张，空气之严肃，耐人寻味。

测验结束以后，韩振洋先抽出十则批卷，里面很有一些答案错得特别又离谱。

比如有一个答案认为刮风下雨的原因是地气天气的关系，有一个答案说天下雨是由于阳阴二气合交，有一个答案认为日蚀原因，是日球与地球对碰。

对于日食原因，还有的答案说是阴阳相合，有一个答案说是月球与恒星见面，有一个答案说是月亮与太阳碰头，有一个答案说是被屋子遮住，有两个答案说是天狗吃掉了，剩下的答案，有的说是被古人的衣袖遮住，有的说是被云遮住了。

对于二五减租的政策，居然有政治干部认为二五减租是农民得二，地主得五，有一个答案说分半减息是高利贷。

然后在认人的方面，有一个答案说社会党的中央执委会书记长叫马列，华东特委书记是黄兴，民国现在的大总统是光绪，美国总统是孙中山，日本首相是林淮唐（可能是此人不知道从哪里听过林淮唐在日本读过书什么的）。

“就离谱！”

在党纲认识方面，很多答案都说中国社会党最高目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还有的答案说社会党的最低目的是投降，有一个靠谱些的答案，则说社会党的最高目的是复明、最低目的是反清，十则中只有一则提到共产主义，还有一则提到三民主义。

这些还是简单的，更具体的关于工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呢？

没有一个人知道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阶级怎样区别，只有一个答案答对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正确意思。

但是由于海州第一农场很多干部，都是复员军人出身，所以反而是军事方面的问题，回答的正确率要高好多倍。

还有就是因为这些复员军人，多数在正式上岗以前，接受过一定的农技培训，虽然时间长的只有一个月，时间短的更只有两周，但他们在回答关于农耕方面的问题时，正确率也能达到六七成以上。

韩振洋摸摸额头：“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大家答的水平还算可以，但是以后也还是需要多多努力。海州一农小学现在不是全日制的学校，我们会尽量贴合同志们的工作时间，尽量做到不影响你们正常的工作和休息，用空闲时间来上课做教育。”

海州第一农场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汪爱民叉着腰站起来，问道：“韩校长，行，我们听你的，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就好！”

汪爱民的答卷，正确率在这堂测验里算是鹤立鸡群。这种受过相对而言“高等教育”的干部，也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

韩振洋和他握手，道：“汪队长，以后在海州第一农场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是要精诚合作的。”

孔乙己默默擦把汗，把答卷一一整理收拾起来。他扫过几眼考题，感觉上头大部分问题自己也都答不出来，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必须得拿出啃大学中庸的劲头儿来，把汉公说的那些西洋圣人的书，全部背诵下来。

海州第一农场是社会党一年计划期间比较典型的缩影，很多干部天天喊着均田分地、二五减租，但其实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

至于更为复杂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真正理解的人就更少了。

有些干部开口闭口总爱说阶级成分，却不懂各个阶级具体怎么区分，名词，条文背得烂熟，不能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没有用的。

基层干部各种学习都是很差的，但差的和差的比较起来，则党的政策教育和组织教育更差，十之七八的干部不了解社会党的农民政策，公安总队和农会自卫军、工会纠察队的干部，一半以上不知道什么是四组一队，至于时事常识，那就更差了。

社会党在政策教育、组织教育和时事教育方面，已经算是很认真投入精力在解决问题了，但效果依旧很不明显，各方面都还需要加强，也说明社会党依旧是一个极为稚嫩的组织。

但也有好的方面，知识干部与工农干部对于政治理论问题，在接受程度上，是知识干部比工农干部更快：在政治理论问题上，党龄高的，不一定比党龄低的了解多，而文化水平高的，则一般的都比文化水平低的得远，在某些实际问题上，则工农干部和知识干部相近，有的是知识干部不如工农干部。

这证明党中央指出“工农干部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知识干部要加强实际锻炼”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文化知识的学习，在社会党中更加重要，居然有百分之六十四以上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下雨，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同志不知道日蚀的原因是什么，而少数同志还有着很深的迷信观念。

很多同志不知道民国现在的大总统是谁，有些同志连林淮唐、孙中山是什么人也都莫名其妙。很多干部文化水平之低，连初小学生也比不上，文盲差不多要占基层干部的二分之一以上。

文化是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工具，较高的学习，没有相当的文化基础，是不能成功的。社会党急需加强干部的文化学习运动，这和整风运动是同等重要的。

第五十七章 测验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袜马厉兵，为全面竞选做准备了。浦口教委会的孔乙己和韩振洋，两个老师一路从南京到徐州，又从徐州到海州，也算是沿途看遍了不同政党所做的各色宣传竞选活动。

国民党组织规模最为浩大，在南方中上阶层国民里的影响力，几乎可说是空前绝后的。黎元洪的共和党就要差得多，但也努力争取了一部分前清官僚来做号召，特别在湖北等地，共和党对国民党还是拥有一定优势的。

除此以外，袁世凯虽然依旧自称“超然立场”，秉持所谓“不党主义”，但其实也正在积极拉拢梁启超和康有为两人，希望他们能够出面组织一个新党，用于作为与国民党合作一旦破裂以后的备选工具。

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韩振洋受教委会调令北上徐州以前，就因为他手臂上常佩戴社会党人专有的红色臂章，好几次在街头上遭到国民党人的挑衅责难。

韩振洋虽然是体育教员出身，身强力壮，但双手难敌四拳，很多时候都多亏了善于讨饶的孔乙己帮忙，才避免了让国民党人痛殴一顿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