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80节

“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剿灭乱党，平定军阀，而不是搞这种没用的玩意儿。我们的每一个铜子都应该花在剿灭乱党和平定军阀上！”

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找上门来的是李谦和张伯苓。张伯苓倒也罢了，如果只有他，蒋介石完全可以用“公务繁忙”这四个字就把他打发了。但是加上李谦就不一样了——人家不久前可是带着他赚了钱的！而且李谦虽然是中国人，但是考虑到他在外国的影响，在蒋介石看来，李谦也多少可以算作是荣誉白人了。

所以虽然“公务繁忙”，但在“百忙之中”，蒋介石还是抽出时间来见了李谦，并且颇为大方的同意拿出一千元来作为奥运会的经费。

对此张伯苓是非常满意的，只有李谦还不知足，出了门回了家还说蒋介石完全是个一毛不拔的铁鸡公。而李谦夫人则表示：“都已经给了十个一级上将了，你居然还不知足？”

第三百四十七章 天水会议

从蒋介石那个铁鸡公那里弄到了一千块钱还是有些用的，其中的一个效果就是既然委员长都掏了钱，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也该出点钱呢？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出多少钱。

你想，蒋介石才出了一千块钱，如果你出的多了，是不是有点那个啥呢？这就像后世的一些部门捐款，首先要看一把手捐多少，然后二把手减五十，三把手再……结果蒋介石才给了这么点，你说这让下面的秋风怎么打？

所以李谦便又打了个电话给宋子文。要突破蒋介石的一千元的上限，这第一个可以考虑的就是宋子文了。

李谦先把蒋介石给了一千元的消息告诉了宋子文。宋子文的第一反应就是：

“蒋介石那个小气的土包子，才出这么点！”

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的时候，宋子文就不同意，原因就是他看不起蒋介石这个土包子。后来的经历虽然证明了宋家的这个买卖绝对是赚了，（这一点宋子文也不否认）可是赚了归赚了。看不起归看不起，这完全是两码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赚了，越要强调这一点，这样才便于抬高自己的身价。

“按他的标准也不少了。”李谦说，“都已经十个一级上将了。但问题是他出了一千，人家就不敢超过一千。你说这事情真是……”

“啥？十个一级上将？”宋子文愣了一下，然后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然后笑道：“要我说，一级上将还真的只值这么多。不过人家就不敢给超过这个数的捐款？凭什么呀？这样吧，我捐五千，我就不信还不能比他捐的多了。”宋子文的说法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民国的一级上将，基本上都是其他派系的头目，在蒋介石系的人看来，这些一级上将都死光了才好。

可惜这个时代的奥运会还是太业余太干净了，以至于都不允许队员的服装上面加广告。要不然，随便拉几条广告都够用了。

宋子文肯出钱当然不是因为他豪爽，而是因为他需要巩固和李谦的关系。另外他觉得自己也能理解李谦在这些方面花钱的意图。他认为：“李谦的名气，就是他的资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大的一部分。在国内，我们说某个东西是好东西，人家未必信；但是李谦用了都说好，那大家多半就信了。甚至在国外都是如此——这就是钱呀！”

到了五月份，李谦已经筹集起了远超过上一届奥运会所需要的的资金，虽然还不能像后世那样土豪，但是至少足球队不用自己靠打商业比赛来筹集路费了。

到了六月初，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陕北，而且直接威胁到了延川工厂的安全。

一开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李谦虽然装作很担心，但是其实……然而不久之后，消息进一步的明确了，出现在延川附近的是红25军。

“难怪到现在还没拿下延川。”李谦忍不住想道。

毕竟红25军虽然叫做军，但实力相当有限。而此时在陕北的刘志丹他们的红26军虽然叫做军，但是真正的战斗人员也就一千多人。而且，人民党北方局对于红26军一直不太信任。因为红26军中很多人都是原来的白军或者土匪出身，一开始这支队伍的作风和纪律的确不太好。而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党组织在整顿部队，改造部队的时候，又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就弄出了大部分的士兵在心怀不满的军官的带领下叛逃到杨虎城那里去了的事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中央以及北方局就一直对红26军有看法。就连刘志丹，也因为是地主出身，而经常被怀疑。如果不是担心发生哗变，恐怕当时还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早就要在红26军搞一次大规模的肃反了。

如今红25军到了陕北，北方局的一些早就对红26军有想法，认为红26军里面有一大堆的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混入我党想要破坏革命的反动分子。甚至有人觉得，红26军营长以上，就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真要这样，他们为什么没有投敌呢？况且，中央派过去的人就可靠了？中央派过去的，然后投敌了的也不是没有。

在原本的历史上，北方局的一些人，还有红25军的一些人就联合在一起，对红26军进行肃反，把原本红26军营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包括刘志丹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也不例外。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估计他们就全都要被肃反了。

这次因为红25军的某人和中央一起行动了，而如今红25军的政委是中央红军和红25军会师之后，从中央红军派过去的程翠林。相比以前红25军的同志，程翠林更为谨慎一些，再加上如今的红25军又有一个历史上没有的非常好的物质条件——他们有大功率的电台，可以直接和中央联央系。

红25军承担过冒充中央，吸引国民党军队注意力的事情。所以一套可以冒充中央的电台就是必须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功率电台对于红军是奢侈品，但是在这个时空中，因为上海大学附属工厂的存在，电台这东西在红军这里，尤其是中央红军这里，比起历史上，不知道多了多少。

所以，北方局希望能在红26军进行肃反的意图自然就通过电报告知了中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在甘肃的天水一带击退了马步芳的一股骑兵的攻击，只是因为马步芳手下是骑兵，跑得很快，所以没能全歼这股部队。这一战也让红军感到了成立自己的骑兵队伍的必要性。只是现在他们还只能想想，毕竟他们手中可没有这么多的马匹。

趁着击退了敌军的进攻的空隙，中央在天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过去的军事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的行动做出规划。

洛甫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洛甫同志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前期的作战中，执着于夺取成都，不顾客观现实，导致红军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红四方面军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违抗中央的决定，不服从中央命令，贸然放弃川陕苏区，这是军阀作风。

而张特立则辩解说放弃川陕苏区，是因为遇到了客观上的困难。他还直接反驳道：“如果说放弃川陕是我张特立不对，那放弃了中央苏区，又是谁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然而张特立没想到的是，博古站了起来，大声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团体犯下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我本人就对此负责。”

博古是当时的总书记，他作为党中央名义上的一把手，在丢失了中央苏区之后，都辞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如今他这样表态，言外之意自然是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一把手，张特立也应该为丢失鄂豫皖苏区负责，作为川陕苏区的一把手，他还应该为丢失川陕苏区负责。至于怎么负责，那博古同志不就是个榜样吗？

“你们中央红军仗势欺人！我们遭遇的失败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且中央的一些同志，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不熟悉，就随意指责我们，这也是不公正的。徐子敬，你说是不是？”新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苍木颇有些愤怒地道。

同样新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徐子敬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一带的损失，我是有指挥不当的责任的。”

这个话显然不是苍木愿意听到的，所以他狠狠地瞪了徐子敬一眼。但徐子敬并没有什么反应。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确定红军今后的目标和方向。”伍豪开口道，“我们通过在白区坚持工作的同志，获得了一些新的情报。我认为，这些情报对于确定我们的进军方向极为关键。为此，我们也要对红军进行指挥上的统一调整，避免再次出现不同的队伍各自为战无法配合的情况。”

看起来伍豪好像是跳过了追究责任的话题，但是他如今提出的问题那才是最为关键的。在原本的历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仗着兵力优势，在张特立的示意下，苍木提出要调整红军的指挥结构，统一指挥红军，让张特立担任军委主席。最后中央虽然没有同意这一点，却也让张特立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徐子敬担任前敌总指挥，苍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说在原本的历史上，苍木他们提出的调整指挥架构，更多的就是要吞并红一方面军。

但是这一次，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次伍豪提出要统一指挥，在张特立他们看来，就真的意味深长了。

当天的讨论没有出什么结果。但当天晚上，伍豪和朱玉阶去张特立的住处找他谈了话。而洛甫和吕端则去了苍木那里。

第三百四十八章 说服

这天晚上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当时没人知道，很多年后，据说是在吕端和友人的交谈中倒是提到了这件事情：

“当晚我和洛甫同志一起去找苍木同志谈话。当时苍木同志多我们有不少误解，认为我们是要仗势欺人，不承认红四方面军在革命中的贡献。当时他虽然给我们开了门，但是态度却非常的冷淡。洛甫同志和我坐下来和他说了不少话，他都是一言不发。

对于这种态度，我本人也有些生气，便说了一些重话，然后苍木同志便开口说了一句‘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不会答应的’。

听到这句话，我当时都楞了一下。我第一次意识到，红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居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