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45节

　　王女士坐下来，接过周淑英递来的矿泉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小口。

　　“你是哪个小区的？家里几口人？”陈捷没有直接问她的诉求，而是先从基本情况聊起。

　　这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接访习惯。

　　来信访的群众，尤其是第一次走进政府大楼的普通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都带着紧张和忐忑。

　　如果上来就问“你有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什么”，对方往往会因为急于表达而语无伦次，有时甚至会因为紧张而遗漏关键信息。

　　先拉几句家常，让对方把呼吸调匀了，把情绪放平了，再切入正题，效率更高。

　　王女士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她丈夫是一名货车司机，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四年级，家里在南湖街道的翠苑小区有一套三居室。

　　“那房子不是买的，”王女士小声说道，“是从别人手里转让来的，当时签了合同，也付了钱，但是……”

　　说到这里，她眼圈微微红了起来。

　　陈捷没有催促，只是安静等着。

　　周淑英在旁边低声提示了一句：

　　“王大姐，你慢慢说，不着急。”

　　王女士深吸了一口气，把文件袋里的材料抽出来，摊在桌面上。

　　那是一份手写的房屋买卖合同，两页纸，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关键条款的位置都用红笔画了线。

　　陈捷接过合同仔细看了一遍。

　　合同签订于三年前。

　　卖方是翠苑小区某栋某号的原业主张某，买方是王女士的丈夫李某。

　　合同约定的总房款是六十八万元，分三期支付，首付二十万，半年后付二十万，余款二十八万在过户后一次性付清。

　　前两期款项都已经按时支付了，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

　　但问题出在过户环节。

　　卖方张某在收到前两期共四十万元房款后，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过户手续。

　　先是说房产证在银行抵押需要先解押，后来又说家里老人生病要等一等，再后来干脆换了手机号，人也联系不上了。

　　王女士和丈夫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张某在签订合同后不久，又将同一套房子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个人，而且已经完成了过户。

　　也就是说，他们花四十万买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别人的。

　　“我们不是不想打官司，”王女士的声音哽咽，“我去法院问过，说要请律师，律师费要一万五，还要交诉讼费，还有保全费什么的，前前后后加起来要两三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笔钱了，四十万几乎是我们全部的积蓄。”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这里碰碰运气。”

　　说到最后，王女士终于忍不住，低下头无声哭了起来。

　　接待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陈捷把合同放回桌面，推了一张纸巾过去：

　　“王大姐，你的情况我听明白了。”

　　“我先帮你理一下。”

　　“第一，合同是真实的，你们有签字有转账有记录，这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

　　“第二，卖方一房二卖，这在法律上叫违约，甚至可能涉嫌合同诈骗，你是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的。”

　　“第三，你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打不起官司。”

　　他的目光落在王女士手里那份皱巴巴的合同上，然后道：

　　“这样，我让信访局的同志帮你跟区司法局对接一下，看看你的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如果符合，由政府指定律师免费帮你代理诉讼，你不用花一分钱律师费。”

　　“即便不完全符合法律援助的标准条件，我们也会想办法协调。”

　　“你放心，有道理的事，政府不会让你一个人扛。”

　　王女士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陈捷，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谢谢”，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陈捷向周淑英点了一下头。

　　周淑英立刻走过来，将王女士提供的全部材料逐页复印留档，并在接待记录表上写下了详细的后续处理流程和对接部门。

　　“王大姐，你留一个电话号码，后面司法局的同志会主动联系你。”周淑英柔声说道。

　　王女士擦了擦眼泪，颤抖着手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她站起来，向陈捷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领导。”

　　“不用谢。”陈捷站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门关上之后，陈捷没有立刻叫下一位来访者，而是低头翻了翻刚才周淑英递过来的今日来访情况汇总表，在王女士那一栏的备注位置，用笔写了几个字：

　　“合同诈骗可能性大，建议同步报公安经侦。”

　　然后他对周淑英道：

　　“她丈夫那四十万，大概率是要不回来的，卖方如果是个没有资产的人，即便胜诉了也执行不了。”

　　“所以法律援助要做，但不能只做这一步。”

　　“你让人查一下卖方张某的情况，如果确实存在一房二卖的行为模式，而且涉及金额较大或者不止一个受害者，公安机关有可能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一旦进入刑事程序，追赃力度和效果会比民事诉讼好得多。”

　　周淑英点了一下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条指示。

　　“叫下一位。”陈捷拧开面前的矿泉水喝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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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陈捷又依次接待了五位来访群众。

　　第二位是一名中年男子，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四年，工厂因为订单减少裁员，但没有按照劳动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他的诉求很明确，就是要回自己的赔偿款。

　　陈捷让周淑英当场联系了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并要求大队在三个工作日内约谈该企业负责人，核实情况后依法处理。

　　同时，他也建议这位工人保留好所有的劳动合同、工资条和辞退通知书原件。

　　第三位是一位头发花白、穿着碎花棉袄的老奶奶，七十多岁了，独自一人拄着拐杖来的。

　　她的诉求是反映自家楼下的一个违建车棚，占了公共通道，影响了她每天去买菜的必经之路。

　　她走路不方便，要绕很远，冬天下雨路滑摔过一次跤。

　　这件事她去了社区居委会三次，去了街道办事处两次，给区长热线打过一次电话，但车棚至今还在。

　　陈捷听完之后，没有当场承诺拆除。

　　他请周淑英记录好具体位置和涉及的住户信息，然后说了一句：

　　“大娘，这个事情不复杂，但我不能在这里拍胸脯说明天就给你拆了。”

　　“因为车棚涉及到其他住户的利益，拆之前要先调查清楚，是不是违建、建了多久、有没有合法审批手续，然后跟相关住户沟通。”

　　“如果确实是违建，一定会依法处理。”

　　“但处理方式，不是简单粗暴地一拆了之，而是要想办法给那些住户提供替代的停车方案。”

　　“否则，你的问题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老奶奶听了，虽然没有得到她最想听的那句“马上给你拆”，但并没有失望。

　　因为陈捷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话，不敷衍，不画饼，也不推诿。

　　“行，那就等你们的消息。”老奶奶站起来，“你这个小伙子说话靠谱。”

　　陈捷笑了一下，起身将老奶奶送到了接待室门口。

　　第四位来访者是一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母亲，就是周淑英事先提到的那位，反映的是子女入学政策问题。

　　她在平江工作六年，社保和居住证都齐全，但孩子今年上小学时被学校以学位不足为由拒收。

　　这件事陈捷当场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他比前几位来访者多花了十分钟来了解细节。

　　他问了学校名称、拒收具体理由、学校给出的书面答复是否有签字盖章、区教育局是否知情。

　　那位母亲提供的信息很完整，甚至带来了跟学校沟通时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陈捷在看完那些截图后，眉头几乎不可见地动了一下。

　　截图中，学校招生办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复这位母亲时，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措辞：

　　“按照今年的学位分配方案，您孩子的积分排序暂时未能入围。”

　　“暂时未能入围”这六个字，在陈捷的理解中，意味着这位母亲的孩子不是不符合条件，而是在同等条件的申请者中，被某种内部排序规则筛掉了。

　　这种排序规则是否公开透明？

　　标准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