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81节

　　显然是在家中接到电话后直接出门的。

　　警卫在院门口验证身份后，引导他穿过一段甬道，来到了一间小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二十来平方米，一张深色木质茶几，三张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写意山水，角落里摆着一盆绿植。

　　灯光调得不亮，柔和而沉稳。

　　总书记已经坐在主位的单人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放着那份专报。

　　“振阳来了，请坐。”

　　秦振阳在右侧沙发上坐下。

　　“总理在路上了。”总书记说了一句。

　　秦振阳点点头，两人之间没有多余的话。

　　在这个级别的关系中，默契远比语言更有效率。

　　总书记知道秦振阳为什么在深夜送上这份专报，秦振阳知道总书记为什么在看完后立即召见。

　　双方判断已经在某个维度上高度趋同。

　　现在需要的，是面对面，精确地将这种趋同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

　　五分钟后，总理也到了。

　　他比秦振阳年轻三岁，身材瘦削，面容清癯，戴着金丝边眼镜。

　　在所有现任常委中，他的经济学专业素养最深，思维最为缜密，对数据的敏感度近乎苛刻。

　　他进门的时候，目光先扫了一眼茶几上的那份文件，然后与总书记和秦振阳点头致意，在左侧沙发上坐下。

　　“总理，你先看这份文件。”总书记把那份专报推到了总理面前。

　　总理拿起专报，开始阅读。

　　秦振阳和总书记都没有说话，等着总理看完。

　　看完正文，总理翻到了附件，也就是那条从平江区一直延伸到中央国安委的完整信息链条描述。

　　他看得比总书记更慢。

　　经济学出身的人，对信息溯源和数据链条有一种本能的审慎。

　　他不仅在看信息本身说了什么，更在看信息是怎么来的，经过了谁的手，每一个转述环节有没有失真可能。

　　大约十分钟后，总理合上了专报，看向秦振阳：

　　“振阳同志，信源交叉验证这一条，你确认过了？”

　　“确认了。”秦振阳道，“三条独立通道，南岳省国安委、北汉省国安厅、以及国家疾控系统正在进行的确认性检测。”

　　“前两条在我这里交汇时是独立上报的，没有信息互通。”

　　“北汉省国安厅那份报告的核实深度怎么样？”总理又问。

　　“贺文远亲自组织的核实，十二个小时内完成。”秦振阳回答，“核实结论是，实际病例数显著高于武河市卫健委的通报口径，二十七例是他的核实数字，不是卫健系统的统计数字。”

　　总理沉默下来。

　　核实数字高于官方通报口径，这说明什么，在座三个人都心知肚明。

　　地方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收窄现象。

　　不一定是故意隐瞒，但至少是不够充分，不够及时。

　　而信息不充分的根源往往很简单。

　　当报告的数字越大，报告者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总书记一直在听，此时开口：

　　“病例每天都在变，今天二十七，明天可能四十七，后天可能更多。”

　　总书记看向秦振阳：

　　“振阳同志，你的建议里，第一条是派国家级专家组去武河做独立调查。”

　　“对。”

　　“我同意，但还不够。”

　　秦振阳和总理同时将目光投向总书记。

　　总书记道：

　　“专家组规格要提上去，不能只是国家卫健委派几个专家到武河去看看病人，采采样本就回来。”

　　秦振阳微微颔首，他知道总书记的意思。

　　只派卫健委的专家组去，武河市和北汉省会把它理解为上级例行指导和技术支持，态度上配合，实质上可以继续按自己的节奏来。

　　总理接话道：

　　“主席的意思是，由国务院来牵头？”

　　“对。”总书记道，“派一名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总理带队。”

　　这个规格，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响应中，几乎是仅次于总理亲赴现场的最高级别。

　　对于武河市和北汉省来说，一名副总理亲自带着专家组下来，意味着所有的等待确认和控制知情范围，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你可以对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有所保留，但你无法对一个代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所保留。

　　这就是规格的力量。

　　它不是权力的炫耀，而是一种精确，制度化的施压方式。

　　用更高规格来打破地方可能存在的信息壁垒和决策惰性，确保中央能够获得最真实、最完整的一手信息。

　　总理思考了片刻，然后道：

　　“伟民同志最合适。”

　　他说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肖伟民。

　　肖伟民，六十一岁，分管教育、卫生健康、体育和医疗保障等工作。

　　肖伟民是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行家，早年在省级卫生行政系统深耕多年，后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部长，最终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

　　他亲历过2003年SARS的全过程，不仅是疫情应对的决策参与者，更在那场危机中对卫生行政系统的信息传递效率和地方配合度有过刻骨铭心的认识。

　　“卫平同志有这个经验，也有这个判断力。”总书记点头。

　　秦振阳补充道：

　　“专家组的人选也至关重要，不能只选燕京的专家。”

　　“如果全部是燕京的专家，到了武河之后，武河方面可能会产生抵触心理。”

　　“但如果专家组里有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结构上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技术支撑团队，而不是中央下来的督查组。”

　　“还有一个关键，专家组中必须有在呼吸道传染病临床救治方面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顶尖专家，不是只看论文和实验室数据，而是能在病床边做出准确判断的人。”

　　总书记听了，看向总理：

　　“卫平同志选人，你把关。”

　　“好。”

　　总书记靠在沙发上，突然道：

　　“还有一件事。”

　　“专报里提到，信息最初来源是港城平江区。”

　　“从一个区级单位的学术交流，到区委书记以工作信息形式上报，到港城市委书记的背书转呈，到南岳省委书记动用国安委渠道向中央报送。”

　　“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在各自的权限范围之内，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做了向上传递的决定。”

　　“但我想请二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平江区没有那家生物医药企业，如果那位首席科学家没有参加论坛并与武河的医生建立学术联系，如果那位区委书记没有将一封企业层面的学术通报上升为区委层面的工作信息……”

　　他目光沉沉：

　　“这个信息到达中央，会迟多少天？”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在现有的卫生行政系统常规报送链条中，一起发生在武河市的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事件，从医院报到市卫健委，市卫健委报到省卫健委，省卫健委报到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研判后报国务院，国务院再呈送总书记……

　　这条链条走完，即便在完全没有任何层级延误的理想状态下，也至少需要五到七天。

　　而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地方在信息不完全时的观望心态、逐级审批的时间消耗、以及等待确认后再上报的惯性思维，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都是完全可能的。

　　对于一种在交通枢纽城市静默传播的新型呼吸道传染病来说，这半个月意味着什么？

　　不可想象。

　　而现在，因为一条偶然建立的学术联系，因为一个区委书记的异常敏锐和主动作为，因为一位省委书记的政治判断力和国安委的渠道运用，这个信息在事件被首次临床发现后的不到三天时间内，就到达了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案头。

　　这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系列人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正确判断后的偶然汇聚。

　　而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应该建立在偶然之上。

　　总书记将这个问题抛出之后，没有继续展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今晚，而在今后，今晚最紧迫的事情是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