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41节

　　第一批一千零一十三名下沉干部之后，第二批一千五百名干部在一月十八日完成培训并到岗。

　　第二批的来源更加多元。

　　除了市直机关各部门，还包括市属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市属高校的行政和后勤人员、以及部分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培训模式完全复制了第一批的框架。

　　两小时速成制，单向视频播出，操作手册人手一本。

　　唯一的调整是，陈捷不再亲自授课。

　　第一批培训的录像被完整保存了下来，第二批培训直接播放录像，由专班成员陶然在各接收端做答疑和补充。

　　这个调整不是因为陈捷偷懒，而是因为他的时间已经被更紧迫的任务占满了。

　　第二批干部到岗后，全市下沉社区数量从两百一十七个扩展到了四百六十二个，覆盖了全市排查覆盖率低于50%的所有社区。

　　一月十九日，第三批八百名干部到岗。

　　这一批的来源中出现了一支特殊力量，武河市内七所高校的教师志愿者，共计一百二十三人。

　　这些教师大多是文科和社科院系的年轻讲师和副教授，沟通能力强、学习能力强、对操作手册的理解速度极快。

　　他们被编入了几个条件最复杂的城中村和回迁安置社区，在信任度极低的环境中展现出了出色的群众工作能力。

　　但也有例外。

　　武河理工大学一位五十六岁的行政处副处长，被安排下沉到武昌区某社区后，第一天就以膝盖有旧伤不能爬楼为由拒绝参加入户排查。

　　社区安排他做电话排查，他打了半天电话，大部分时间在跟居民争论“你为什么不配合”，态度居高临下，引发了多名居民投诉。

　　第二天，这位副处长干脆没有出现在社区。

　　社区书记联系他，他说“学校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

　　社区书记报给了区指挥部，区指挥部报给了市指挥部和专班。

　　这些老鼠屎在每一批下沉队伍中都能被发现好几个。

　　他们的存在让人愤怒，但更让人清醒。

　　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不可能做到每一个齿轮都完美运转，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失灵的齿轮，而在于失灵的齿轮能不能被快速识别、及时替换。

　　操作手册中的日志制加社区评价制的双轨考核机制，恰好承担了这个功能。

　　每个下沉干部每天的工作量、出勤情况、排查户数、异常发现数全部记录在案。

　　社区书记每三天对每个下沉小组做一次工作评价，评价结果汇总到区指挥部，再上报到市指挥部和专班。

　　那些不在岗、代签到、消极怠工的干部，在数据面前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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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查端在艰苦进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发酵。

　　武河市红十字会的物资调配问题，在封城的第三周开始集中爆发。

　　事情的起因不复杂。

　　封城以来，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捐赠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武河。

　　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医疗设备、生活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按照既有流程，绝大部分社会捐赠物资的接收和分配由武河市红十字会负责。

　　问题出在分配这个环节。

　　一月十七日，一段视频在微博和微信上疯传。

　　视频拍摄于武河市红十字会的临时仓库外，画面中几十辆大型厢式货车排成长龙等待卸货，最前面的一辆已经等了超过十四个小时。

　　仓库里的工作人员不到二十人，手工登记、手工分拣、手工装车。

　　效率低到令人发指。

　　与此同时，定点医院和社区一线不断传来物资告急的消息。

　　一线护士穿着垃圾袋改造的防护服上岗的照片被媒体拍到，引发了全网愤怒。

　　有网友尖锐地质问：

　　“全国人民捐的东西堆满了仓库，医院却连防护服都穿不上，物资到底去了哪里？”

　　答案不是贪腐，至少在那个阶段不是。

　　是系统性的无能。

　　武河市红十字会常设编制只有不到三十人，日常工作是管理慈善基金和组织小型公益活动。

　　封城之后，它突然被要求承担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全部社会捐赠物资调配工作，这完全超出了它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

　　没有现代化的仓储管理系统，没有物流调度平台，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手。

　　捐赠物资的入库登记、品类分拣、需求匹配、出库调度、运输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依赖人工操作和纸质台账。

　　在每天涌入上百吨物资的情况下，这套原始的工作模式就像用手推车去搬运山体滑坡的泥石流，能力完全不匹配。

　　但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一月十八日，有媒体记者拍到红十字会仓库工作人员在午休时间锁门不接受物资交接的照片。

　　另一则被广泛转载的消息称，某定点医院向红十字会申请紧急调拨三千只N95口罩，申请表在红十字会的审批流程中走了两天半才批下来。

　　两天半。

　　对于一线每天消耗上千只口罩的定点医院来说，两天半意味着两天半的防护缺口，意味着数百名医护人员在两天半里暴露在更高的感染风险之下。

　　这些问题的信息从不同渠道汇聚到了市级指挥部。

　　有的来自媒体报道，有的来自社区一线的物资需求日报中反复出现的“申请已提交、尚未到位”的备注，有的来自定点医院通过卫健委系统上报的紧急函件。

　　碎片拼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红十字会已经成为整个物资保障链条中最大的瓶颈。

　　陈捷在一月十九日的专班碰头会上，让刘畅把近五天来各社区物资日报中涉及红十字会渠道的物资到位率做了一次统计。

　　结果是，通过政府系统直接调配的物资，从申请到到位平均周期为一点七天。

　　通过红十字会渠道调配的社会捐赠物资，从申请到到位平均周期为四点三天。

　　差了两倍半。

　　陈捷把这个数据记在了笔记本上，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问题不在他的直接职权范围内。

　　红十字会的管理归口在市民政局，物资调配的统筹在海峰负责的物资保障组，更上一层的协调在省级指挥部。

　　但数据就是数据。

　　该说的时候，他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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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以一种奇特的节奏向前推进。

　　对于封城中的一千一百万武河市民来说，每一天都漫长得像一个月。

　　对于陈捷和专班团队来说，每一天都短暂得像一个小时。

　　一月十七日，全市排查覆盖率43.2%。

　　一月十八日，51.6%。

　　一月十九日，62.4%。

　　一月二十日，71.8%。

　　一月二十一日，79.3%。

　　五天时间，排查覆盖率从34.7%飙升到了79.3%。

　　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大约一万一千名居民从未被排查变成已被排查。

　　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是数千名下沉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爬楼、敲门、填表、上报的无数次重复劳动。

　　与排查覆盖率同步攀升的，是新增发现疑似症状人员的数量。

　　一月十七日，六百一十九人。

　　一月十八日，八百零三人。

　　一月十九日，九百七十一人。

　　一月二十日，一千一百三十四人，历史单日新高。

　　一月二十一日，九百八十七人，拐点出现。

　　一月二十一日的数字比前一天下降了一百四十七人，这是排查启动以来新增发现疑似人数首次出现环比下降。

　　下降的原因不是排查力度减弱，恰恰相反，一月二十一日的排查覆盖率比前一天又提升了七个多百分点。

　　下降的原因是，当排查覆盖率超过70%之后，未被排查的空白区域中疑似人员的密度已经明显低于前期。

　　前期排查优先覆盖的是疫情最严重、基层最薄弱的社区，那些社区中隐藏的疑似人员密度最高，所以每扩大一个百分点的覆盖率，发现的疑似人数就大幅增加。

　　而当最严重的区域被覆盖之后，剩余空白区域多为疫情相对较轻的社区和远城区，疑似人员密度自然下降。

　　这是结构性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