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52节

　　“陈书记，打扰您了。”王海扬开门见山，“我们想了解一下那笔二十亿的基层防控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陈捷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将王海扬和他的两名组员引到会客区坐下，然后让徐中原取来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

　　材料不厚，正文只有三十多页，但附件却有十几个，装在一个厚厚的蓝色文件夹里。

　　“王处长，这是我们关于这笔资金从预算编制，资金拨付，使用监管到绩效评估的全套资料。”陈捷将文件夹递给王海扬，“所有原始单据，银行流水，分配方案和每一笔资金的最终流向记录，都在附件里，电子版的数据光盘也一并附上。”

　　王海扬接过文件夹，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是一张资金流向的总览图。图表的设计简洁而清晰，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标示了二十亿资金从市财政局账户出发，如何被切分为战时津贴，特殊群众保障包，防护补贴三个资金池，又是如何通过垂直管理的路径，最终抵达每一个基层社区、每一名下沉干部、每一户特殊群众手中的。

　　图表的每一个节点，都标注了对应的文件编号和附件索引。

　　王海扬的目光在图表上停留了足足一分钟。

　　他从事审计工作二十年，审查过的财政资金项目数以百计，但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直观、一目了然的资金管理总览图。

　　他甚至不需要看后面的详细资料，仅凭这张图，就能对整个资金的来龙去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认知框架。

　　“陈书记，”王海扬抬起头，“这张图做得很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主要是财政局和基层一线的同志们做得扎实。”陈捷微笑道，“我只是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做了一个梳理和汇总。”

　　王海扬点点头，继续一页一页地翻着，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平静，逐渐变为审慎，最后化为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

　　他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完美闭环的资金管理体系。

　　从顶层的制度设计，到中端的流程管控，再到末端的执行留痕，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每一个节点都有据可查。

　　预算编制有市委常委会的会议纪要支撑。

　　资金的拨付有财政局的支付凭证和银行流水为证。

　　物资采购有公开透明的招标合同和纪委的监督记录。

　　津贴发放有精确到个人的银行转账明细。

　　保障包的配送也有精确到户的签收回执。

　　王海扬合上了文件夹：

　　“陈书记，材料我们先带回去研究，如果后续还有需要补充的，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随时欢迎。”

　　王海扬站起身，和陈捷握了握手。

　　送走审计组后，陈捷回到办公桌前，继续处理手头的文件。

　　对他而言，这只是工作中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片段。

　　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为了应对某一次特定的审计，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秩序、纪律和效率的执着追求。

　　而与陈捷这边的风平浪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政府那边的景象。

　　审计组进驻的第四天，随着对海量资料的梳理和比对进入深水区，一些问题开始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逐渐浮出水面。

　　大问题没有。

　　没有发现那种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或重大国有资产流失的线索。

　　方国平在武河经营多年，深谙官场生存之道，他不会在财政资金这种最敏感，最容易被盯上的领域，留下明显把柄。

　　但是，小问题不断。

　　审计组在审查市发改委牵头的应急项目审批流程时发现，疫情期间，有超过三十个总投资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应急维修改造项目，走了“先实施、后审批”的特殊程序。

　　理由都是“情况紧急，特事特办”。

　　但审计人员在交叉比对这些项目的开工时间和指挥部的相关会议纪要时，发现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项目，在所谓的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做前期准备了。

　　这说明，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利用应急这个名义，为一些常规项目套取特殊审批的绿灯。

　　在审查市商务局负责的应急生活物资采购时，审计组发现，有几家在疫情期间刚刚成立的商贸公司，在没有任何相关从业经验和业绩的情况下，拿到了数额不小的保供订单。

　　合同的签订没有经过公开招标，而是采用了紧急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

　　商务局给出的解释是，当时市场上的大型供应商产能不足，为了尽快保障供应，只能临时寻找有货源渠道的企业。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但审计人员在调取了这几家商贸公司的税务申报记录和银行流水后，发现它们的上游供货商，和那些所谓产能不足的大型供应商，存在高度重合。

　　也就是说，这些新成立的商贸公司，扮演的只是一个二道贩子的角色，它们从大型供应商那里拿货，再加价卖给政府。

　　多出来的这一道环节，除了让少数人赚取了差价，对保障供应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在审查市城建局负责的方舱医院维修改造项目时，审计组发现几个由体育馆、会展中心改造而成的方舱医院，其维修改造成本的决算报告，比最初概算高出了15%到25%不等。

　　城建局的解释是，疫情期间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上涨，导致实际支出超出预期。

　　但审计组在调取了施工单位的详细分项报价单后，发现其中一些非关键性的材料，比如隔断板、电线、水管的采购单价，显著高于同期的市场平均价格。

　　而这些材料的供应商，都指向了几家规模不大、名不见经传的本地建材公司。

　　这些问题，单独拎出来看，都不算大。

　　项目审批打擦边球，物资采购链条过长，工程决算略有超支……在疫情那种极端混乱的特殊时期，这些似乎都可以用事急从权，忙中出错来解释。

　　但当这些小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审计组从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里翻出来，汇集到高建民的案头时，它们就构成了一幅再明显不过的图景。

　　高建民坐在集中办公点的办公室里，看着面前那份由各小组汇总上来的《审计发现问题清单（第一稿）》，眉头紧锁。

　　过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审计厅厅长号码，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传来一句话：

　　“省委陆书记的指示是深挖到底，不留死角。”

　　……

　　与此同时，武河市审计局。

　　一份同样厚重的审计报告，经由局长钱费亲笔签发，被同时送往了两个方向。

　　一份呈送市政府，交市长方国平。

　　另一份则抄送市委办公厅，最终摆在了市委专职副书记陈捷的案头。

　　市政府大楼，市长办公室。

　　方国平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无表情地翻阅着这份由市审计局提交的《关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专项审计第一阶段情况的报告》。

　　“经查，市红十字会在二月十五日出库的一批五万只N95口罩，电子台账记录与四家接收单位的实际签收记录存在重大差异，其中，市中心医院明确表示当日未接收任何来自市红十字会的物资，涉及数量一万两千只，另三家医院合计签收数量与出库单记录短少近八千只，总计近两万只N95口罩，目前处于去向不明状态。”

　　“经查，市慈善总会在疫情期间接收的多笔大额定向捐赠资金，存在未按捐赠协议约定用途使用的情况，部分资金被用于平衡单位行政经费开支，与捐赠人意愿严重不符。”

　　“经查，由市民政局主管的某爱心基金会，其采购的一批价值三百万元的消毒液，采购单价高于市场同期均价约35%，且供应商为一家在疫情期间由装饰工程公司临时变更经营范围而来的企业，采购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方国平的目光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爱心基金会这几个名字上反复扫过，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些单位，都是传统意义上归属于政府序列或受政府系统业务指导的。

　　红十字会的专职副会长张培德，是他早年在工会系统工作时的老部下。

　　慈善总会的秘书长，是他妻子肖敏的远房亲戚。

　　那个爱心基金会的理事长，更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社会贤达。

　　现在，这些他利益网络中的节点，被一份审计报告精准地串联起来，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方国平将报告重重地摔在桌上，靠进宽大的椅背，闭上了眼睛，胸口像压着一块巨石，憋闷得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感觉有人在针对自己，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谁。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只是有人做了正确的事，然后撞上了做错事的人。

　　两者之间，天然就是对立的。

　　……

　　市委大院，陈捷的办公室。

　　同样的审计报告，陈捷看得极为仔细。

　　他没有像方国平那样只关注结论，而是将报告中提及的每一个异常点，都与附件中的原始单据复印件，银行流水和谈话笔录进行了逐一比对。

　　他看到了那近两万只不知所踪的N95口罩和被挪用的定向捐赠资金，也看到了溢价35%的消毒液采购合同。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责任人。

　　红十字会的专职副会长张培德，在出库单上签了字。

　　慈善总会的秘书长，在资金使用变更的审批单上签了字。

　　爱心基金会的理事长，在那份溢价采购的合同上签了字。

　　而这些人的名字，在陈捷的记忆中，都与另一个名字隐隐关联。

　　陈捷合上报告，将其与另一份文件放在一起，那是党校评估专家组提交的，关于红芯半导体等项目的评估报告最终稿。

　　一份是关于存量问题的清算，一份是关于增量投资的风险阻断。

　　两份报告，指向同一个病灶。

　　陈捷拿起桌上的红色内线电话，拨通了市委书记沈非群的办公室：

　　“沈书记，我是陈捷，市审计局的第一份阶段性报告出来了，里面有些情况，我想当面向您汇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