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37节

　　陈捷微微一怔。

　　沈非群看着他：

　　“陈捷同志，你现在事实上是党政一肩挑，整个武河市的担子，都压在了你一个人身上，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诱惑也越多，风险也越大。”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来找你，有的是来汇报工作的，有的是来拉关系的，有的是来跑项目、要政策的。”

　　“你要把眼睛擦亮，把耳朵竖起，把心里的那杆秤摆正。”

　　“哪些话该听，哪些话不该听，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该见，哪些事该办，哪些事坚决不能办，我相信你心里有数。”

　　他顿了顿，语重心长：

　　“记住一句话，任何时候，都不要用你手中的权力，去交换任何规则之外的东西。”

　　“权力是组织给的，是人民给的，它只能用来为公、为民，一旦沾染了私心，就离深渊不远了。”

　　陈捷站起身，面向沈非群：

　　“谢谢沈书记的教诲和提醒，我一定牢记在心，绝不辜负您和组织的信任。”

　　沈非群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

　　“我不是在教诲你，我是在提醒我自己，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手握公权的人。”

　　“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一路走来，面临的考验无数，最大的考验，永远是自己。”

　　陈捷重新坐下，然后开口：

　　“沈书记，您放心，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沈非群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去忙吧，武河就暂时交给你了。”

　　“是。”陈捷起身告辞，走出了小会议室。

　　……

　　三月三日下午，两架几乎同时起飞的民航客机，分别从武河国际机场升空，飞向燕京。

　　市委书记沈非群和市长周汝昌，将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他们离汉赴京的几乎同一时间，一份由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内部通知，迅速传达到了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各部门和各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案头。

　　通知措辞简洁而权威：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在沈非群同志、周汝昌同志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捷同志，临时全面主持市委、市政府日常工作。”

　　这份通知没有在任何公开媒体上发布，甚至没有在市政府和市委的内部网站上挂出。

　　但在武河的权力场中，它所引发的震动是非常深远的。

　　虽然只是临时性的党政一肩挑安排，前面冠以日常工作的限定，但所有人都清楚这种权力高度集中意味着什么。

　　在接下来的近两周时间里，这座拥有千万人口、GDP超过一点七万亿的华中第一大城，其党、政两大系统的最高指挥权，将同时集中在那个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人手中。

　　这在武河的政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权力的临时交接并没有带来任何可见的波澜。

　　陈捷没有召开任何形式的动员会或干部大会来宣示自己的临时权威，也没有借此机会对任何既定的人事或工作安排做出调整。

　　他只是以一种极致的效率，无缝衔接了沈非群和周汝昌离开后留下的全部工作。

　　三月四日上午九点，他主持召开了市政府系统的工作碰头会，参会范围是全体在汉的副市长和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只开了四十分钟，陈捷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将两会期间市政府需要重点抓好的经济运行监测、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三项核心工作，逐一分解、量化、压实到每一位分管副市长和具体部门头上。

　　散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委大院，主持召开了市委这边的书记专题会，听取了组织、宣传、政法、纪检监察等几条线的工作汇报，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推进、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的筹备、社会面风险隐患的排查等事项，逐一做出了具体部署。

　　整个上午，他的行程以十五分钟为单位被精确切割，无缝流转。

　　下午，他又先后约谈了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市城管委的一把手，分别就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优化，财政直达资金的拨付进度和全市冬季扫雪除冰的复盘工作，进行了点对点的调度和追问。

　　一天之内，他处理了超过五十份需要他最终签批的文件，参加了七场不同层级的会议和约谈，接打了二十多个需要他亲自协调的电话。

　　市政府和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们，几乎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看着这位年轻的临时主官，将党、政两条线上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信息流，处理得井井有条，指令清晰。

　　……

　　三月四日，上午九点整。

　　北汉省委大院，省委副书记办公室。

　　孙显成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着一份关于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和备耕工作的调研报告。

　　陆鸿年和周全明赴京参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安排，由他临时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这对于在北汉省委专职副书记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的孙显成而言，并非第一次。

　　过去几年，每逢韩正邦外出开会或调研，省委的看家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他这个专职副书记肩上。

　　但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

　　或许是因为刚刚经历了中央巡视组的全面体检，或许是因为方国平的案子还在持续发酵，整个省委大院的气氛，比往年两会期间多了一丝凝重。

　　孙显成放下手中的报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习惯性地望向窗外。

　　就在这时，办公桌抽屉里的一部手机震动了起来。

　　那不是他的工作手机。

　　工作手机永远放在桌面上，来电显示会先经过秘书过滤。

　　抽屉里这部，是他的私人手机，号码只有家人、几个最亲近的老友，以及极个别他不方便用工作手机联系的少数人知道。

　　孙显成拉开抽屉，拿起手机，瞥了一眼来电显示。

　　“喂。”他接通了电话。

　　“孙叔。”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孙显成听到这个声音的刹那，顿了两秒：

　　“是韩方啊。”

　　韩方，三十七岁，原北汉省委书记韩正邦的儿子。

　　韩正邦在疫情前担任北汉省委书记，后被调离，由陆鸿年接任。

　　调离之后，韩正邦的去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级别上算是正部级安排，但从实权角度来说，已经离开了一线决策层。

　　这种调动在外界看来是平调，但体制内的人都清楚，从省委书记到人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是从权力核心退向边缘的典型路径。

　　韩正邦的政治生命没有结束，但巅峰已过。

　　而韩方，则是韩正邦留在北汉的最大的利益延伸。

　　韩方本人没有从政，走的是商业路线。

　　他在武河注册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在北汉省内通过各种渠道参与了多个文旅、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项目有的是韩正邦在任时打下的基础，有的是韩正邦调离后凭借余威和人脉继续推进的。

　　孙显成和韩正邦的关系，不算深，但也不算浅。

　　两人在北汉省委班子里共事了将近四年，始终保持在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上。

　　不远不近，不冷不热，该配合的时候配合，该保持独立的时候保持独立。

　　韩正邦调走之后，两人的联系迅速减少，偶尔逢年过节发一条问候短信，仅此而已。

　　但韩方不一样。

　　韩方比韩正邦本人更主动、更积极地维护着与北汉省内各级干部的关系网络。

　　他年轻，嘴甜，出手大方，又顶着“韩书记公子”的光环，在北汉官场和商场交界地带游刃有余。

　　孙显成和韩方之间，此前也有过几次接触。

　　主要是在一些公开的社交场合，韩方会主动过来打招呼，姿态放得很低，叫一声“孙叔”，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客套话，然后知趣地退开。

　　但今天，韩方直接打到了孙显成的私人手机上，这不是一个常规操作。

　　“孙叔，没打扰您工作吧？”韩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歉意。

　　“没有。”孙显成靠向椅背，语调平淡，“什么事？”

　　“孙叔，是这样的，我……最近回了一趟北汉，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韩方道，“有些情况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去看您。”

　　汇报这个词用得很微妙。

　　在体制内的语境里，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韩方不是体制内的人，他是商人，商人对官员没有汇报义务和权限。

　　他用这个词，是在有意地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把两人的关系框定在一种类似于晚辈向长辈请教的伦理框架里，降低对方的警惕感。

　　孙显成沉默了一瞬，然后开口：

　　“晚上八点来我家吧，想吃什么，我让你赵姨给你做。”

　　电话那头，韩方的语气轻松了不少：

　　“谢谢孙叔，那我晚上八点准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