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301节

　　汉斯则拿着一张图纸，不断比划着水平和高低。他身旁，中国工程师李铁汉，一个留过洋、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则耐心地向汉斯解释中国劳工的体力极限。

　　“汉斯先生，这根枕木有两百多斤，四个人抬已经很勉强了。工人们都是长途跋涉而来，体力消耗大，还需要注意休息。”李铁汉的中文带着一股洋腔，但语气很坚定。

　　汉斯耸耸肩：“李，我知道。但铁路建设不等人。这是大元帅亲自下令的，要加快速度！你们的土地太大了，我们得把铁路修得更快才能把它连接起来！”

　　杨大山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只知道，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喝一碗稀粥，吃好些个窝头，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劳作。直到夕阳西下，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简陋的窝棚，倒头就睡。

　　最让杨大山感到新奇的，是那些“洋玩意儿”。他亲眼看到那些冒着白气、轰隆作响的“铁皮怪物”将成吨的泥土运走，又将沉重的钢轨准确地安放到位。

　　德国工程师还带来了测量用的仪器，那些铜光闪闪、望远镜一样的东西，能让他们准确地测量出水平和坡度，比村里请来的风水先生可强多了。

　　“这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夜里，窝棚里，一个老工友叼着旱烟袋，语气复杂地说道，“虽然累是累点，但修好了，咱们的庄稼就能运到更远的地方卖钱，城里的货也能运过来。大帅说，铁路修到哪，日子就好到哪。”

　　杨大山听着，心里也有些模糊的憧憬。他想，如果铁路能通到开封，他也能带着老婆孩子，坐着那“铁皮怪物”去城里看看。或许，孩子们也能不再当佃农，去铁路局里干活，吃上皇粮，那就比他这辈子强多了。

　　然而，这样的憧憬，也常常被现实的残酷所冲淡。几天前，隔壁窝棚的小王，在一次爆破作业中，被飞溅的碎石击中头部，当场毙命。

　　他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铁路边的荒地里，他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死在了这片荒凉的工地上，虽然可以获得一些抚恤……

　　而在铁路沿线，在蜿蜒的官道两侧，另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正在上演。密密麻麻的人群，如同迁徙的蚂蚁，背负着简单的家当，扶老携幼，一步步走向未知的远方。他们衣衫褴褛，面色菜色，眼神中充满了恐惧、茫然和绝望。

　　这些人，要么是两湖地区那些被革命政府打倒的“反动士绅家族”的家属，被发配到苦寒的西北；要么就是周鼎甲政府大力推动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无地、少地农民。

　　革命党的战略非常迁徙，中国人口过于集中于东南沿海和几大平原，而东北、河套、西北等地却地广人稀。此时陕西仅800万人，甘肃才400万人，这些土地广袤，资源丰富，亟待开发。

　　通过强制性的大规模迁徙，一方面可以开发这些边疆地区，为未来国家工业和农业发展提供战略纵深；另一方面，也能缓解人口密集地区庞大的人口压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减少社会矛盾。

　　每个省份、每个县，都有相应的迁徙人口数量指标。这些被迁徙者，到了目的地之后，会在革命政府的组织下进行屯垦，开荒种地，成为新的生产者。然而，对于被强制移民的老百姓而言，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李文清，曾经是湖北沔阳的大士绅，家中有良田千亩，奴仆百人。他的父亲曾是前清的进士，他也曾考取过举人，在地方上颇有威望。然而，当革命军的旗帜插上武昌城头，他的一切荣华富贵便如同泡沫般消散了。

　　革命军查抄了他的家产，宣布他为“反动士绅”，剥夺了他的土地和财产，他和妻子王氏，以及他们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则被强制编入了前往甘肃的迁徙队伍。

　　王氏坐在破旧的牛车上，身旁是面如土色的两个儿子和吓得瑟瑟发抖的女儿。她曾经是大家闺秀，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却要面对这千里迢迢的流放。

　　“娘，俺们到底要去哪儿？”小儿子李福，才九岁，怯生生地问道。

　　王氏摸着他冰冷的小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去……去很远的地方。娘也不知道在哪儿。”

　　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他们走过河南的平原，翻越秦岭的峻岭，进入了西北的黄土高原。沿途的苦难，远超王氏的想象。

　　寒风如刀，卷起漫天沙尘，打在脸上生疼，食物不够，只能买到一些粗糙的黑窝头和发馊的咸菜，水更是稀缺，常常要排队等待几个时辰才能分到一碗。

　　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先是老人，然后是孩童。小病一场，若是无人照料，很快就会恶化，变成不治之症。革命政府虽然派了随军医生和少量药品，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恶劣的环境，也只是杯水车薪。

　　王氏亲眼看到，一个抱着襁褓的妇人，在官道边停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她的孩子，则被一同迁徙的同乡抱走，最终也不知所踪。

　　“娘，我好冷……”大儿子李禄，十二岁，从小娇生惯养，此刻也冻得嘴唇发紫。

　　王氏将身上唯一一件还算厚实的棉袄，解下来披在两个儿子身上。自己则只剩下薄薄的内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的身体开始发烫，头痛欲裂，她知道，她病了。

　　夜里，在露天的官道上，人们围着几堆篝火取暖。王氏咳得撕心裂肺，嘴里尝到了一股咸腥味。她知道那是血。

　　“娘，您没事吧？”小女儿李秀，才六岁，哭着扑到她怀里。

　　王氏紧紧抱住女儿，用尽全身的力气，挤出一个微笑：“没事……秀儿，娘没事……”

　　然而，第二天清晨，当迁徙队伍再次出发时，王氏却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冰冷的黄土地上。她的身体被简单的草席一卷，就地掩埋。甚至没有立碑，也没有人哭泣。因为在这样庞大的队伍中，每一个倒下的人，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李禄和李福呆呆地看着母亲的坟茔，他们心中空荡荡的，如同被抽走了灵魂，而小女儿李秀，则被队伍中的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

　　在漫长而残酷的迁徙中，李家彻底凋零，曾经的士绅之家，只剩下三个稚子，在西北的黄土深处，开始了他们被强制安排的新生活。

　　与士绅家属的强制流放不同，对于无地少地的农民，革命政府采取的是半强制、半引导的策略，但本质依然是硬性的指标和强大的压力。

　　老王头今年五十出头，脸上的褶子比地里的垄沟还多。他家世代都是佃农，辛辛苦苦一辈子，连块像样的棺材本都没攒下。革命政府来了，他分到了三亩地，从官府那边租赁了17亩地，虽然是政府的，但地租比以前少了一大截，总算能让一家人吃饱饭了。

　　可还没等他高兴两年，政府的迁徙政策就下来了。他所在的村子，被列为重点迁出村庄，目标是向河套地区迁徙三百户人家。

　　“王老头，你家四个男丁，只有三亩地怎么行，到了河套，你们家可以分到六十亩地，土地肥沃，还免三年租子！政府还给房子住，给工具种子用！”村里的革命干部小张，苦口婆心地劝说。

　　老王头坐在土炕上，旱烟袋在手里捏得紧紧的。他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心里就像被刀绞一样。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让他去千里之外的河套，那是什么地方？听说那里黄沙漫天，野狼出没，还有蒙古骚鞑子……

　　“小张，俺知道政府是为了大家好。可俺这老骨头了，去了那地方，还能活几年？路上得死多少人？俺听说隔壁村老李头一家，去年去了东北，走到半路，小儿子就死了！”老王头声音沙哑，带着恳求，“俺不求什么六十亩地，俺就在这里，饿不死就成！”

　　小张叹了口气。他知道老王头说的是实情，千里迁徙，生病死在路上，绝不是新闻。但政府的命令就是命令。

　　“老王头，你得想清楚。革命政府给过你们机会了。现在，如果你选择不迁，那这十七亩地，政府就要收回了。”小张的话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强硬。

　　老王头的心猛地一沉。收回土地，那就意味着他们一家又会回到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境地。

　　“那……那俺去挖煤行不行？挖煤虽然危险，但收入高，也管吃住！俺宁愿去挖煤，也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老王头几乎是带着哭腔说道。

　　挖煤，在当地人看来，是比迁徙更危险，但也更有尊严的选择。虽然矿井里常常有瓦斯爆炸、塌方淹水，但至少有钱拿，至少不用背井离乡。

　　小张摇了摇头：“政府有规定，优先保障迁徙人口数量。煤矿现在也在招人，但名额有限，而且优先考虑青壮年，像您这样的老人，恐怕……”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老王头绝望了。他知道，这片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最终，在村干部的反复劝说和半强制下，老王头一家，和村里其他几十户人家，被编入了前往河套的迁徙队伍。出发的那天，老王头回头望了一眼祖居的土屋，泪水模糊了双眼。他知道，这一别，便是永诀。

　　他们的队伍，穿行在苍茫的华北平原上。寒风呼啸，饥饿与疾病如影随形。老王头的孙子，一个才三岁的娃娃，在路上得了风寒，高烧不退。

　　随行的医护人员，忙碌得像陀螺一样，可他们的药品实在太少，只能尽力而为。三天后，娃娃在母亲怀里，停止了呼吸。

　　“我的儿啊！”儿媳妇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荒野。

　　老王头一言不发，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哭泣了。他只是默默地看着那被白雪覆盖的黄土地，看着那被草草掩埋的孙子的身影。他知道，这条路，是一条血肉之路……

　　在老百姓迁徙的同时，一场同样浩大的工程，也在华北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寒冬腊月，本该是农闲时节，可河南、河北两省的数十万百姓，却被动员起来，在冰天雪地中，投入到水利工地上。

　　河南开封府兰考县，黄河故道。隆冬时节，黄河两岸，数不清的人影在冰冷的泥土中劳作。他们大多是附近的百姓，其中一部分是革命政府组建的“黄河生产建设兵团”成员，但更多的，却是被强制征发的普通农户。

　　小翠，一个年方二十的年轻媳妇，此刻正弓着腰，吃力地挥动着铁锹，将一筐筐泥土倒进河堤的缺口。她男人铁牛，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光着膀子，用木杠子抬着沉重的石块。

　　“铁牛，你歇歇吧……”小翠忍不住喊了一声。

　　“别管我！你管好你自己！”铁牛声音沙哑，带着虚弱和愤怒。

　　这水利工程，是周鼎甲政府的重中之重。多年的战乱和清廷的腐朽，使得黄河失修，水患频繁。周鼎甲深知，要发展农业，必须先治水。于是，在德方工程师的建议下，他动员了数十万人，利用冬春枯水期，修筑加固黄河大堤。

　　然而，这代价却是巨大的。冬天的黄河岸边，寒风刺骨。工人们衣衫单薄，食物供给也十分紧张，常常是一碗稀粥，几个玉米窝头。长时间的劳作，极度消耗体力，很多人都得了风寒、肺病，甚至倒在工地上，再也没能起来。

　　小翠的爹，老刘头，就是半个月前，在搬运石料时，脚下打滑，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河水中。虽然被捞了起来，但很快就发起高烧，几天后便撒手人寰。他死的时候，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他娘的！老子不干了！”一个年轻的汉子突然扔下铁锹，冲着监管的干部破口大骂，“这日子没法过了！与其累死在这里，不如回去拼了！”

　　话音未落，几名手持步枪的兵团战士冲上前去，将那汉子死死按在地上，用木棍狠狠地抽打。汉子的惨叫声，在黄河岸边回荡。

　　小翠的心里，充满了绝望。她和铁牛，都是被强制征发来的。村里派发任务，每家必须出壮丁。如果不出，轻则罚款，重则收回土地，甚至连家里的房子都要被拆掉，为了保住土地，为了不让孩子饿死，他们不得不来了。

　　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天，铁牛在抬石料时，脚下一个趔趄，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军医赶来，却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铁牛，就这样，倒在了黄河的工地上，成为又一个为革命建设献身的无名者，小翠抱着铁牛冰冷的尸体，嚎啕不止，虽然有抚恤，但人没了呀……

　　不仅是河南的黄河，河北的大运河和海河也同样如此，大运河在清末就已经淤塞严重，许多河段甚至完全断流。

　　革命政府深知运河对华北地区水运和灌溉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河南和河北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所以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对运河进行疏浚和修缮。同时，海河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泄洪通道，其治理也刻不容缓。

　　老陈叔，五十多岁，是运河边上的老船工。他打小就在运河上跑船，深知运河的脾气。如今，看着被几十万人挖掘疏浚的运河，他心里五味杂陈。

　　“当年俺在运河上，一趟就能拉几十石米，从江南运到京城，可威风了！”老陈叔叼着旱烟袋，指着远方被冰雪覆盖的河道，对身边的年轻工友说道，“现在呢？连条小船都过不去了！大帅治水是好事，可……这苦，也吃得太大了！”

　　老陈叔的儿子，陈二狗，去年夏天被征发去治理海河。海河水患严重，政府要在其上游修建水库和泄洪闸。那工程比运河更艰巨，要开山凿石，搬运泥土。陈二狗走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治好了海河，家里的田地就不会再被淹了，政府还会给他一笔安置费。

　　可这一去，就是半年。等到冬天，老陈叔等来的，却是一封讣告。陈二狗在一次塌方事故中，不幸遇难。只有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和一个装着少量抚恤金的布包被送了回来。

　　“说这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子孙后代好……”老陈叔红着眼眶，声音里充满了无力和愤怒，“可俺的儿子，俺的孙子，他们还没看到国家好，就先没了命！这究竟是为谁好？！”

　　他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工友，他们一个个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饥饿和疲惫。许多人因为衣物单薄，冻得瑟瑟发抖。更有人在冰面上行走时，不慎滑入冰窟，被救起时已冻僵。

　　“这冬天修水利，比夏天更要命啊！”一个老工友叹息道，“夏天虽然热，但至少还有水喝，冻不死人。这冬天，河水结冰，风刀霜剑，真不是人干的活！”

　　然而，没有人敢反抗。在革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军事镇压下，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他们只能像蚂蚁一样，在冰天雪地中，默默地付出着自己的生命和血汗。

　　事实上，此时遭罪的可不仅仅是老百姓，官员们同样苦不堪言，周鼎甲对各项工作制定了极其严苛的考核制度，如同悬在每一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工资微薄，而事情却多如牛毛，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尾，几乎没有片刻喘息。更令人胆寒的是，周鼎甲对各种贪腐行为，从不手软，动辄便是枪毙。在很多地方，旧势力和土匪残余依然横行，当官不仅仅是累，更意味着时刻与死亡擦肩。

　　而大力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快速扩张中，各类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一旦发生，责任追究下来，也必然要追究责任，

　　整个官僚系统，宛如一座巨大的熔炉，将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或是锻炼成钢铁，或是彻底焚毁。

　　王顺，四十出头，意气风发，原来是一个小商人，后来加入革命军，成为革命军政学校的第二批学员，随着大军南下，一步步升迁为偃师县长。

　　对一个普通小商人来说，能成为县长当然是好事，但县长太难做了，他一上任，就不得不面对堆积如山的公文和各种考核指标。

　　“王县长，这是上半年人口迁徙的指标，您看，咱们县要再迁出三百户人家到陕西。”

　　“王县长，黄河生产建设兵团催得紧，下个月咱们县要再征调两千名壮丁，工具粮草都得备齐！”

　　“王县丞，这是秋粮征收进度，咱们县还差了一成，督办专员来信，要求三天内必须达标，否则……”

　　每天一早，王顺就被这些催命符似的公文和汇报包围。他常常要熬到深夜，在昏黄的油灯下批阅公文，核对账册。他发现，这些指标往往是层层加码，到他这个基层县丞手里时，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完成。

　　“李老丈，您家两个壮丁，按照规定，必须去参加水利建设。”王顺耐心地对一个面色蜡黄的老农解释着。

　　“王县长，俺家就这俩小子了！去了水利上，谁来照顾俺这地里的几亩庄稼？俺这冬天没了收成，一家老小都得饿死啊！”李老丈跪在他面前，老泪纵横。

　　王顺心里明白，老百姓说的是实情。这寒冬腊月，让他们去工地，不仅辛苦，还容易生病。但他更明白，如果完不成任务，上头追究下来，他的乌纱帽不保是小事，甚至可能会被当作“怠政”而受到严惩。

　　他想起了政校老师教导的“革命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可眼前的现实，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只能狠下心，挥手让差役将李老丈拉走。李老丈的咒骂声和哭喊声，在县衙上空久久回荡，如同针扎一般，刺痛着王顺的心。

　　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趴在案头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桌上多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是老陈，县衙里唯一一个上了年纪，却依然兢兢业业的老差役。

　　“王县长，您歇歇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面是小的让婆娘给您煮的，您趁热吃。”老陈轻声说道。

　　他感到内疚和惭愧。他想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但似乎他的每一次“努力”，都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只能用更快的速度、更少的时间，去完成那些不近人情的指标，希望这样能让百姓少受一些苦。

　　一年忙到头，他的工资也没多少，在年底的考核中，他虽然勉强达标，但精神和身体都已几近崩溃。夜深人静时，他常常会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询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县长，真是活受罪，难道这就是光宗耀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