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88节

　　然而，他的遭遇比朝鲜人更不如。法国警方根本不允许他接近和会区域。当他试图将材料递给美国代表团成员时，对方只是礼貌而冷淡地表示：“和会主要处理由战争直接引发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属于法国内政，不在议程之内。”

　　至于材料中涉及中国的部分，那位美国外交官甚至笑了笑：“中国？他们现在可是个麻烦制造者，在西伯利亚的行动已经引起公愤了。但我们不认为和会应该介入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纠葛。”

　　民族自决的阳光，似乎只照耀在威尔逊地图上那些他认为“合格”的欧洲民族头上。对于亚洲、非洲的殖民地人民，这阳光被厚厚的“文明等级”云雾所遮挡，变得冰冷而遥远。

　　威尔逊对日本“种族平等”提案的冷处理，以及和会对朝鲜、越南等亚洲民族独立呼声的漠视，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

　　澳大利亚，堪培拉，报纸头条还在不断用加粗字体渲染着“黄祸”威胁：“国联险成亚洲入侵通道！”

　　“总统明智，捍卫白人澳洲！”

　　“中国移民武装垦殖，目标直指澳洲大陆！”

　　总理休斯从巴黎归来，俨然成了“国家英雄”。他在议会发表激昂演讲，将自己在巴黎迫使威尔逊“变相否决”种族平等提案的经历，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胜利，捍卫了澳大利亚的“纯洁”与未来。

　　他也反复强调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是澳大利亚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先生们！”休斯挥舞着拳头，“我们必须清醒！北方那个庞大的、拥有数亿人口的帝国，正在苏醒，正在扩张！他们不遵循西方的规则，他们只信奉实力！

　　他们在新几内亚的移民，不是简单的垦荒，那是武装殖民的前哨！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不坚持‘白澳政策’，不与我们伟大的母国以及美国站在一起，那么用不了多久，澳洲的海滩上，将不再是我们子孙嬉戏的乐园，而是亚洲人登陆的滩头！”

　　这种充满种族恐慌的论调，在澳大利亚社会引起了强烈共鸣。长期以来，孤悬于亚洲南端的白人社会，一直有一种“有色人种海洋中的孤岛”的深刻不安全感。

　中日两国陆续强势崛起和在西南太平洋的动向，极大地刺激了这种不安全感。所有政党，无论左翼右翼，都竞相在“保卫白人澳洲”、“限制亚洲移民”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以此争夺选票。一种针对中日两国（以及所有亚洲人）的集体性焦虑和敌意，在澳大利亚政坛和社会舆论中持续发酵。

　　而在东京，外务省，气氛则是另一种极致的愤怒与屈辱，日本代表团从巴黎传回的消息，让整个政府高层几乎气炸了肺。

　　他们精心策划、志在必得的“种族平等”提案，竟然被威尔逊用如此“体面”而又卑鄙的方式扼杀了。更让他们怒火中烧的是，英联邦（主要是澳大利亚）在其中的恶劣角色，以及威尔逊显而易见的偏袒。

　　“八格牙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傲慢与虚伪，简直令人作呕！”陆军大臣在御前会议上咆哮，“他们口口声声正义、平等，实际上骨子里还是那套白人至上！

　　我们日本帝国为协约国流过血，出过力，到头来连一个象征性的平等条款都得不到承认！他们把帝国当成了什么？可以随意使唤又随时踢开的看门狗吗？”

　　海军大臣阴沉地补充：“还有朝鲜的事。那些暴民，借着威尔逊的歪理邪说闹事，帝国严厉镇压，本是理所当然。

　　可威尔逊那边，非但没有半句理解，反而有些欧洲报纸在阴阳怪气！还有那个什么阮爱国，竟然敢把帝国在朝鲜的行动和中国在越南的行为相提并论，企图博取同情，简直荒谬！”

　　外相内田康哉相对冷静，但脸色也极其难看：“最麻烦的是，威尔逊现在似乎还想利用这些问题，向我们和中国一起施压。

　　他可能想以此作为筹码，迫使我们在东印度群岛/海军比例、太平洋岛屿归属上让步。中国人现在态度强硬，根本不理睬。压力可能会更多地转移到我们身上。”

　　“中国……”提到中国，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复杂。有嫉妒（中国敢直接硬顶西方），有不满（中国在西伯利亚吃独食），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警惕（西方今天对中国如此，明天对日本也不会手软）。

　　“不能再对西方抱有任何幻想了。”一位枢密院顾问缓缓说道，“凡尔赛的教训很清楚：在这个由白人主导的俱乐部里，我们永远只是二等成员，随时可能被牺牲。

　　帝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巩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绝对优势，建立我们自己的秩序……周皇帝的判断很正确，我们确实过于相信西方了！”

　　这种认识，像毒液一样，开始渗入日本决策层的思维。对西方的失望与怨恨，对自身“二等地位”的不甘，以及日益膨胀的帝国野心，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日本在一条更加激进、更加孤注一掷的道路上滑行。

　　而凡尔赛的指责、澳大利亚的鼓噪、日本的愤怒、朝鲜越南的悲歌……所有这些信息，通过外交电报、新闻简报和情报渠道，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北京。

　　到了夏天，大流感突然间消失了，周鼎甲也回到了北京，他的反应，既不是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纠结，也不是日本式的愤怒屈辱，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务实和基于自身逻辑的强势。

　　“西方，尤其是美国那位总统先生，不是喜欢讲‘民族自决’吗？”周鼎甲指着墙上巨大的世界地图，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游戏规则，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玩给他们看。”

　　他手指点过外东北、外西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葱岭以西，以及南洋的兰芳故地：“这些地方，历史上是不是中国直辖的故地？是不是被沙俄、被其他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的？”

　　又指向朝鲜半岛北部（乐浪省）和越南北部（交趾省）：“朝鲜、安南，还有很多地方，自古为中国藩属，是大中华朝贡圈的一部分。

　　我们与藩属国的国土划分，是我们内部的问题，但帝国主义入侵，抢占一个个藩属国，那是侵略，是吞并，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恢复故土，天经地义！”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还有西伯利亚，那是蒙古人活动区，蒙古现在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也都是中华的藩属国，俄国人入寇，一路屠戮，制造无数惨案！

　　对蒙古人的侵略，就是对我们的侵略，我们反击，不是应该的吗？那些土地上的俄国人，都是强盗的后裔，我们客客气气送走，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所以，”周鼎甲总结道，“所有涉及中国和大中华区利益的地方，其‘民族自决’的范畴，必须包括五万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历史权利。

　　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恢复大中华地区，是中国人民整体的自决行为，是最大的民族自决。任何试图将中国部分地区或族群从这一整体中剥离出去讨论‘自决’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侵犯。”

　　他转向中华通讯社的总编：“以此为核心论点，写一篇重磅文章。逻辑要严密，语气要强硬，引用历史和法律依据。重点驳斥威尔逊原则在亚洲应用时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揭露其文明等级论的实质。

　　明确宣告：西伯利亚、兰芳、朝鲜、越南都属于大中华地区，这是中国与相关地区人民共同的历史事务，是我们的‘家事’，要讨论‘民族自决’，五万万中国人民也有话语权，但说破天，也轮不到万里之外、基于种族偏见的西方政客指手画脚。”

　　“是，陛下！”总编兴奋地记录着。

　　不过有一些人却面露忧色，副议长张謇率先开口：“陛下立意高远，正气凛然，彰我中华历史之正义，斥列强双标之虚伪。然……若声索范围甚广，用语过刚，恐刺激列强，引来联合打压之祸。英法美日俄，皆非善与之辈，若其联手施压，或于经济、外交乃至边疆滋生事端，臣等深以为忧。”

　　梁如浩也也有些担心，他附和道：“是啊，陛下。我国力虽日增，然百废待兴，工业初建，军备未充。同时开罪诸强，是否……操之过急？是否可稍缓其词，徐图渐进？”

　　周鼎甲点点头，“诸位的顾虑，我明白。怕列强报复，怕形势艰难。我且问你们：我们不说出这番话，把‘中华大家庭’、‘历史权利’这些道理藏在心里，洋人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就不会猜忌、不会打压我们了？”

　　他目光扫过众人：“不，他们一样会想，一样会打压，从我们收复外东北、进驻西伯利亚、设立交趾省、移民天南省开始，他们就已经把我们视为挑战者、破坏者了。

　　威尔逊的和会，邀请我们，是为什么？是为了把咱们框进去，用他们的规则来审判我们！我们不去，他们更会认定我们心怀叵测。”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前，手指划过那广阔的疆域：“我们现在把话挑明，把道理讲透，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逻辑、我们未来想要建立的秩序，清清楚楚、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这看似刚猛，实则是以攻代守。”

　　“第一，这叫划定道义阵地。民族自决是潮流，我们接过来，注入我们的内涵——‘五万万人民的集体自决’，‘恢复历史正义的自决’。

　　我们站在了这个道义高点上，以后无论我们在西伯利亚、在南洋做什么，都可以用这套话语来辩护，让列强难以用简单的‘侵略’来指责我们。他们若反对，就是反对民族自决本身，就是双重标准。”

　　“第二，这叫测试反应，分化列强。”周鼎甲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文章发出去，可以测试他们的反应。英国和法国，嘴上肯定反对，但他们也一定会琢磨怎么用类似的逻辑为自己殖民统治辩护！

　　美国最生气，因为戳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但他们和英法矛盾少吗？他们难道不乐见咱们给英法殖民体系捅刀子？

　　日本最害怕，因为它既是西方俱乐部的边缘人，又是咱们‘大家庭’历史记忆中的一员，它现在里外不是人，最是焦躁。至于列宁……”

　　他笑了笑，“他一定会骂咱们是帝国主义，可那又如何，我们就是要驱逐俄国人，尽可能多的拿下西伯利亚地盘，我们有个说辞，能糊弄就行了！”

　　“列强各怀鬼胎，利益不一。”周鼎甲总结道，“他们自己不团结，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们若真有魄力联合起来远征远东，早就来了，何必在凡尔赛吵架？

　　现在欧洲一堆烂摊子，俄国革命未熄，他们哪来的力量？所谓打压，无非是外交抗议、经济刁难、舆论抹黑。外交，我们不怕孤立；经济，我们市场在扩大，他们商人舍不得；舆论，我们也有笔杆子，可以跟他们打擂台。”

　　他语气坚定道：“接下来，外交部要按照这个基调，与各方周旋，该强硬时强硬，该灵活时灵活，要在‘中华大家庭’框架下，具体落实对南洋、中亚各地以及未来可能的新疆域政策，真正体现出‘照顾发展、经济融合、共同御侮’的承诺，不能光说不做。要让这些地方的人看到，跟着中国，比跟着旧主或列强，更有前途。”

　　“咱们外东北战区也没必要再客气了，乘着高尔察克没有彻底崩盘前，全面控制鄂毕河以东各个据点，把更多的俄国人转给他，让俄国人自相残杀，我们这边要做好准备，争取一战重创苏俄的东方军团，打得越惨，接下来的谈判，越主动！”

　　众臣听完，细细品味，脸上的忧色渐渐被一种豁然开朗和振奋所取代。陛下看的，比他们远，谋的，比他们深。这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洞悉国际格局后的主动布局。

　　“陛下圣明！”梁如浩率先躬身，“臣等必当领会圣意，妥善施行。”

　　1919年6月下旬，中华通讯社向全球播发了题为《民族自决的真义与中国人民的选择》的长篇评论文章。

　　文章开篇并未直接抨击威尔逊，而是首先“高度评价”了民族自决原则在反对殖民压迫、追求民族解放方面的积极意义。

　　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这一原则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相关民族整体意愿的基础上，而不能成为某些国家打着“文明”旗号、行干涉赫尔侵略他国内政之实的工具。

　　文章的核心部分，如同周鼎甲所指示，系统阐述了中国立场：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延续、多元一体格局的古老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历史融合的结果，其疆域的变迁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法律依据。

　　中国的疆域不仅仅是中华帝国直辖区，也包括各个藩属国疆域，中国不仅要实现中华帝国直辖区的“民族自决”，也有义务帮助广大藩属国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各个藩属国之间虽然有直辖区划分的争议，但这是中华帝国直辖区和各个藩属国的家务事，外人没有资格插嘴！

　　第二：中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属于古老的朝贡体系，与西方完全不同，是中央帝国保护下的和睦相处，虽然各个藩属国的外交和军事需要汇报中央帝国，但中央帝国从不干预藩属国内政，而中国和藩属国之间，可以自由通行，无限期居住，并无关税和贸易壁垒。

　　第三，涉及中国历史疆域和权益的地区，其命运必须与中国人民的整体意志挂钩。中国人民支持这些地区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但坚决反对任何将中国与这些地区历史联系彻底割裂、并以此攻击中国正当权益的企图。中国政府的相关行动，是中国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也是恢复历史正义的举措。

　　第四，驳斥“文明等级论”和双重标准。文章犀利指出，某些国家将民族自决原则选择性应用于欧洲，却对亚洲、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同样诉求置之不理，甚至以“文明程度不足”为由进行阻挠，这暴露了其理论内部的种族主义本质和虚伪性。

　　中国人民的文明发展程度，无需他国评判。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恢复自己的历史权利。

　　第五，关于西伯利亚。文章猛烈抨击了沙俄对东方的入侵，列举了一大堆屠杀的案例，然后引经据典，说明西伯利亚一部分属于中华直辖区，一部分属于中华藩属区，俄国人不断入寇，不断移民，现在中国人民醒过来，进行坚决的反击合情合理。

　　文章说有无数俄国移民已经在西伯利亚生活了很多年，他们是普通人民，并不是强盗，但他们又不属于大中华地区的一员，所以中华帝国在恢复传统疆域控制的同时，劝说俄国移民离开，这非常合理！整个过程，非常文明，相比于俄国东进的杀戮，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

　　文章最后，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总结：“因此，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地方事务，其‘民族自决’的范畴，必须包含五万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

　　这是我们的家事，源于我们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脉。我们尊重其他民族的合理诉求，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看似美好的口号为包装，行分裂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之实。

　　威尔逊总统的理想或许崇高，但若其原则在实践中只服务于特定的种族和地缘政治目标，那么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真正被压迫的民族而言，不过是一块掩盖旧日霸权与偏见的新遮羞布罢了。

　　中国人民的道路，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的领土与权益，由中国人民自己捍卫。此乃天经地义，毋庸置喙。”

　　随着这篇社论发出，全世界的舆论场就乱套了，伦敦《泰晤士报》英文翻译稿的标题被特意放大：《民族自决的真谛与五万万中国人民的家事》。

　　“上帝啊……” 总编辑乔治·杰弗里爵士摘下夹鼻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仿佛要驱散那篇文章带来的眩晕感，“这个周鼎甲……他疯了吗？还是说，这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助理编辑小心翼翼地说：“爵士，这不仅仅是‘想法’，这是一份……宣言。一份用最现代的国际法话语包装的、对至少三分之一个亚洲的领土声索书。

　　看看这些用词——‘中华大家庭’、‘历史权利’、‘恢复故土’、‘五万万人民的集体意志’……他把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彻底颠倒过来了。”

　　“颠倒？不，是篡夺！” 杰弗里爵士重新戴上眼镜，指着文章中的关键段落，“你看这里：‘所有涉及中国历史疆域和权益的地区，其民族自决必须包括五万万中国人民。’

　　这等于说，中国认为属于自己的地方，那里生活的人，无论是蒙古人、朝鲜人、越南人还是西伯利亚的土著，其任何‘民族自决’，必须服从于一个更大的、抽象的中国‘民族意志’。这根本不是自决，这是……帝国式的吞并宣言！”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楼下舰队街繁忙的车流，语气沉重：“更可怕的是他后面那部分——‘朝贡体系’、‘自由经济区’、‘中华帝国保护下的和睦相处’。

　　他在暗示，或者说在明示，亚洲过去的那套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比现在西方带来的殖民体系和民族国家撕裂更优越、更和平。

　　他这是在号召亚洲人回归那个旧体系，以‘中华大家庭’的名义团结起来，抵抗‘域外侵略’。这不仅仅是领土要求，这是意识形态的宣战，是对我们整个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

　　助理编辑低声问：“我们……怎么报道？其他报纸已经开始转载和评论了。”

　　杰弗里沉思片刻，然后说道：“全文刊发，同时配发社论。我们的社论……态度要严厉，指出其逻辑的荒谬和危险的扩张主义本质，警告国际社会提防这种‘新式帝国主义’。

　　但是……”他停顿了一下，“私下里，把文章副本和我们的分析，立刻送一份给唐宁街10号，再送一份给印度事务部。我怀疑，劳合·乔治先生和寇松勋爵，会对其中关于‘管理多民族帝国’的某些……委婉说法，产生兴趣。”

　　事实也确实如此，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与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印度事务大臣等核心幕僚关起门来，仔细研读着中华社论的每一句话。

　　“狂妄，极其狂妄，,西伯利亚、中亚、东南亚……他画了一个多大的饼！”

　　寇松勋爵却显得相对冷静，他指着文章中关于“朝贡体系”和“内政不干涉、军事保护、经济自由区”的描述：“首相阁下，抛开其令人不快的领土声索，您不觉得，他描述的这套管理周边区域的方式……听起来有些耳熟吗？”

　　劳合·乔治停下脚步，看了寇松一眼。

　　“印度。” 印度事务大臣接口道，语气微妙，“我们在印度的统治，不也是类似吗？各土邦高度自治，内政我们很少直接干涉，但外交和防务由我们控制，经济上纳入帝国体系。

　　不同的是，我们用的是‘副王’和‘条约体系’，他用的是‘天子’和‘朝贡’。他声称过去亚洲在这套体系下更和平，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撕裂模式的、管理多民族庞大政治实体的替代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