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18节

　　欧战爆发后，他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外蒙，两年前，他率领一个多达万人的庞大外蒙骑兵集群，来到了桑斋湖一带驻守，他喜欢这片草原，比蒙古的草原更湿润，更肥沃，草长得更高，马跑起来更带劲。

　　但此刻，这片草原正在流血。

　　望远镜里，大约五公里外，他派出去的一个骑兵团正在与两倍于己的红军哥萨克骑兵缠斗。马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枪声如同爆豆般连绵不绝，不断有人从马背上栽倒，战马嘶鸣着四处乱窜，鲜血把翠绿的草地染成一片片暗红。

　　“师长！”参谋长陈启明——一个汉族军官，骑马从侧面冲来，脸上全是尘土和汗水，“二团那边压力太大！红军的布琼尼骑兵至少有三个团在围攻他们！要不要把预备队的一团压上去？”

　　巴特尔放下望远镜，沉默了三秒钟。

　　这三秒钟里，他脑子里快速闪过几个数字：他手头有四个团，一个团在正面缠斗，两个个团在侧翼迂回还没到位，一个团是预备队。

　　而红军那边，至少五个团，而且布琼尼的骑兵是红军精锐中的精锐，马好，刀快，枪法准，战斗意志顽强。

　　如果现在把预备队压上去，可能能解二团的围，但如果红军的后续部队赶到，他的整个师都可能被缠住，脱不了身。

　　而他们的任务不是决战，是破袭——破坏红军的补给线，袭击他们的后方，牵制他们的兵力，不让他们安心修铁路。

　　“不压，”巴特尔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但坚定，“命令二团，向东北方向突围，与三团汇合。三团停止迂回，接应二团。一团不动，保持警戒，四团继续迂回。”

　　“师长！”陈启明急了，“二团可能会被吃掉！”

　　“那就吃掉！”巴特尔猛地转头，眼神凶狠如狼，“但我们不能把整个师都赔进去！执行命令！”

　　陈启明咬牙，调转马头，冲下山坡去传达命令。

　　巴特尔重新举起望远镜，看着二团在红军骑兵的围攻下，阵型已经开始散乱，不断有小股骑兵被分割包围，然后消失在马刀和枪口下。他的手指紧紧扣住望远镜的镜筒，指节发白。

　　那些都是他的兵，很多是他从蒙古带出来的老乡，跟他喝过酒，唱过长调，在严寒的冬夜里挤在一起取暖。现在，他正在命令他们去死，或者至少，去冒死的风险。

　　但他没有选择。

　　这场战争，不是蒙古人传统的袭扰战，不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有战略目标，有战术要求，有牺牲指标。他必须用最小的代价，换取对红军最大程度的牵制。

　　望远镜里，二团的团长苏和——一个三十岁的蒙古汉子，巴特尔看着他长大的——突然举起马刀，高声呼喊着什么，然后带着身边最后几十名骑兵，向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一处发起了决死冲锋。

　　马刀挥舞，血光迸现。

　　巴特尔闭上了眼睛。

　　三分钟后，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二团的残部——大约还剩两百骑——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与赶来的三团汇合，开始向东北方向撤退。红军骑兵紧追不舍，但被三团的掩护火力暂时阻滞。

　　二团出发时是六百骑，现在只剩两百。

　　巴特尔放下望远镜，深深吸了一口气，草原上硝烟和血腥的气味灌满肺叶。他调转马头，对身边的传令兵说：

　　“记录战报：骑兵第三师二团，于库伦干草原东部遭遇布琼尼骑兵主力，激战两小时，毙伤敌约四百，自身损失约四百，完成牵制任务，现向预定集结地转移。”

　　传令兵快速记录，然后问：“师长，要请求集团军司令部增援吗？”

　　“不请求，”巴特尔说，语气平静得可怕，“告诉司令部，我师还能打。另外，派侦察连向南搜索，寻找红军补给车队的路线。打不过他们的骑兵，我们就打他们的后勤。”

　　他最后看了一眼西南方向那片渐渐远去的烟尘，然后用力一夹马腹，战马嘶鸣着冲下山坡。

　　草原的风在耳边呼啸，带着血的铁锈味和草的清香。他想起小时候，阿爸教他骑马时说的话：草原上的狼，从来不和老虎正面撕咬，它们咬喉咙，咬腿筋，咬肚子，直到老虎流血而死。

　　现在，他就是那头狼。

　　而红军，就是那只老虎。

　　同一时间，库伦干草原西部，一处干涸的河床，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谢苗·布琼尼，骑在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上，一边摸着标志性的大胡子，一边正听着参谋的报告。

　　“……中国人骑兵第三师已经开始后撤，我第一、第三师正在追击，但遭遇对方掩护火力阻滞。另外，东南方向发现中国人骑兵第四师的踪迹，似乎在向铁路施工段移动……”

　　布琼尼摸着自己油亮的胡子，眼神阴沉。

　　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透着诡异。中国人的骑兵，加上白军的哥萨克，还有中亚的游牧骑兵，看似来势汹汹，但真正接战后，他发现对方的战术非常……克制。

　　不打决战，不打硬仗，打了就跑，跑了再回头咬一口，专门袭击补给车队，破坏铁路工地，屠杀落单的巡逻队，等他调集主力追上去，对方又化整为零，消失在茫茫草原里。

　　这让他想起了内战早期，对付邓尼金和白卫军时的感觉——但那时候，白军可没有这么灵活的战术，也没有这么顽强的战斗意志。

　　“这些中国人……训练有素啊，”布琼尼低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像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麻烦了！”

　　“司令员同志，”参谋小心翼翼地说，“伏龙芝同志来电，要求我们务必保证铁路施工段的安全。如果必要，可以放弃部分草原区域的追击，收缩防线，重点保护铁路。”

　　布琼尼皱了皱眉。

　　收缩防线？那不就等于把草原的控制权让给中国人？让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他也清楚，伏龙芝说得对。铁路才是生命线。没有铁路，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百万大军，迟早会饿死、冻死、被拖死。

　　“回复伏龙芝同志，”布琼尼最终说，“第一骑兵集团军将抽调两个师回防铁路线，其余部队继续清剿草原上的敌军骑兵。但我们兵力不足，请求增派至少三个步兵师，协助驻防铁路沿线据点。”

　　参谋记录，然后问：“司令员同志，如果我们收缩防线，中国人的骑兵可能会更加猖獗……”

　　“那就让他们猖獗，”布琼尼冷冷地说，“草原这么大，他们爱怎么跑怎么跑。但只要铁路在我们手里，物资能源源不断运上来，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就永远在我们这边。”

　　他调转马头，看着东面那片被战火染红的天空，浓密的胡子下，嘴角扯出一个凶狠的弧度：

　　“中国人想用骑兵拖垮我们？那就看看，是谁先拖垮谁。”

　　1921年7月12日，额尔齐斯河以东大概一百八十公里，某无名村庄，这个村庄原本有三十多户人家，都是俄罗斯农民，种麦子，养奶牛，日子平淡。

　　现在，村庄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绵延超过十公里的堑壕体系。白军和红军的战壕最近处相距不到五十米——这个距离，扔手榴弹都能扔到对方战壕里。

　　村庄原本的木屋，现在要么被炸成了碎片，要么被拆了木头拿去加固工事。村口那口老井，井台上布满了弹孔，井水早就浑浊不堪。

　　白军防线，第三道堑壕，第七连防区，尼古拉·伊万诺夫，是一名十九岁的白军列兵，此刻正蜷缩在一个狭小的防炮洞里，双手紧紧捂住耳朵，但震耳欲聋的炮声还是像铁锤一样，一下一下砸在他的头骨上。

　　外面正在下“钢铁雨”。

　　红军的炮兵在进行例行炮击——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晚上八点，各一次，每次十五分钟，雷打不动。炮弹落点并不精确，很多时候是漫无目的地覆盖射击，但总有一些会恰好落在战壕里。

　　轰！

　　一声特别近的爆炸，震得防炮洞顶上的泥土簌簌往下掉，落了尼古拉一脸。他睁开眼睛，在一片昏暗中，看到对面蜷缩着的战友瓦西里——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脸上有一道狰狞的烧伤疤——正闭着眼睛，嘴唇无声地动着，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咒骂。

　　炮击终于停了。

　　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十秒钟，然后，战壕里重新响起了声音：咳嗽声，呻吟声，咒骂声，军官的吆喝声。

　　“检查伤亡！补充弹药！狙击手上位置！”连长安德烈的声音从战壕那头传来，沙哑而疲惫。

　　尼古拉和瓦西里爬出防炮洞，回到战壕里。战壕里弥漫着硝烟、血腥和排泄物的混合臭味，几乎让人窒息。几个士兵正在把一具被弹片撕碎的尸体抬走，在泥泞的地上拖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

　　“又死一个，”瓦西里低声说，面无表情，“昨天来的新兵，叫米沙，才十七岁。”

　　尼古拉没说话。他弯下腰，检查自己的步枪——一支中制的元年式步枪，中国人援助的。枪栓有些卡涩，但他已经习惯了。他从弹药箱里拿出五发桥夹，压进弹仓，然后爬上射击踏板，透过射击孔向外望去。

　　外面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原本平坦的田野，现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像一张长满了麻子的脸。炸断的树木东倒西歪，有些还在冒烟。铁丝网被炸得七零八落，但在夜间，工兵又会偷偷爬出去，把铁丝网重新拉起来。更远处，红军的战壕隐约可见，同样布满射击孔，同样有钢盔在晃动。

　　五十米。

　　就这么近。

　　尼古拉还记得，一个月前，他们刚刚抵达这里时，这里还是开阔地，他们发动了一次反击，一度攻占了红军的前沿阵地。但第二天，红军用猛烈的炮火覆盖，又把阵地夺了回去。

　　然后他们再反击，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了六七次，双方都筋疲力尽，最后谁也攻不动了，就开始挖战壕。

　　越挖越深，越挖越复杂，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肮脏的、充满死亡的地下迷宫。

　　“尼古拉，”旁边一个士兵低声叫他，“有烟吗？”

　　尼古拉摇摇头。他的烟三天前就抽完了。

　　那士兵骂了一句，缩回自己的位置。

　　尼古拉重新把目光投向外面。阳光很刺眼，照在弹坑里的积水上映出刺眼的白光。一只乌鸦落在不远处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上，啄食着什么。枪声突然响起，是狙击手开的枪，乌鸦惊飞，尸体一动不动。

　　这就是战争。

　　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他参军时，想象的是纵马冲锋，挥舞马刀，高呼“为了俄罗斯母亲”，像传说中的哥萨克勇士那样。但现实是，他像老鼠一样躲在泥泞的战壕里，每天听着炮声，闻着尸臭，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而敌人就在五十米外，同样像老鼠一样躲着。

　　他不知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连长说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保卫信仰，保卫土地。但尼古拉想，俄罗斯在哪里？他出生在西伯利亚，这辈子没去过莫斯科，也没去过圣彼得堡。信仰？他去教堂的次数屈指可数。

　　土地？他老家倒是有土地，可产出都要被带着机关枪下乡的布尔什维克收走，要不然他也不会逃亡到这里！

　　他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无处可去，以及，因为害怕，害怕被红军抓住枪毙——他听说红军对白军俘虏很残忍。害怕被军官以逃兵罪名枪毙——上个月，他们连就枪毙了两个想逃跑的新兵。害怕死在这个肮脏的战壕里，尸体被乌鸦啄食。

　　所以他留在这里，每天机械地装弹，瞄准，射击，躲避炮击，在夜间巡逻，在凌晨站岗。活着，或者等死。

　　“注意！”连长安德烈突然压低声音，“红军战壕有动静！”

　　尼古拉立刻握紧步枪，眯起眼睛。

　　五十米外，红军战壕里，几个人影在晃动。但他们没有冲锋，而是在……搬运什么东西？好像是沙袋，在加固工事。

　　“妈的，”瓦西里低声骂道，“他们又在修工事。修吧，修吧，修得越坚固，我们越攻不上去，他们也越攻不过来。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耗着，看谁先饿死，或者先发疯。”

　　尼古拉没说话。

　　他只是盯着那些晃动的人影，手指扣在冰冷的扳机上，阳光照在他的钢盔上，反射出一点微弱的金属光泽，而在五十米外，红军战壕里，一个同样年轻的红军士兵，也在透过射击孔，盯着他。

　　两个年轻人，相隔五十米，互不相识，从未交谈，却都想杀死对方。

　　因为命令。

　　因为恐惧。

　　因为无处可逃。

　　1921年8月5日，同一战区，后方十公里，白军第三步兵师师部，师长弗拉基米尔·克伦斯基正在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