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17节

　　"鲁索先生，"李德文把一份合同推过桌面，"这是帝国工业部向您提供的聘用条件：年薪两万六千法郎，住房由帝国提供，往返路费报销，五年合同，如果工作出色，合同可以续签，同时享有其他福利……"

　　亨利把合同拿起来，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偶尔用笔在某处做个标记。两万六千法郎，大约折算下来相当于他在法国薪水的好几倍，这已经是极为可观的数字。

　　但他的眼睛停在了合同最后一条，那是用比其他条款更小、但加了边框的字写成的：

　　"……如工程师在受聘期间做出重大技术突破，或完成工业部指定的特别研究项目，帝国皇帝陛下保留给予特别嘉奖之权，包括但不限于……爵位、封地……"

　　亨利放下合同，抬起头，直视着李德文："这一条，是真的吗？"

　　"是真的，"李德文平静地回答，"马塞尔·先生的例子，想必您已经知道了。"

　　亨利沉默了片刻，拿起钢笔，在合同的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下去的时候，他手微微有些抖——那不是紧张，而是某种隐秘的激动，来自内心深处最难以启齿却最真实的欲望：也许，有一天……

　　而在汉堡，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机械工程师弗里茨·施密特把那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小豆腐块新闻铺在桌上，抚平皱折，对着那几行文字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越看越觉得心里某根弦被拨动了：

　　"……法国工程师马塞尔先生，因主导解决硝化甘油大规模安全量产之工业难题，被中华帝国皇帝亲封为伯爵，赐封地一乡，面积五十平方公里……中华帝国素重实学，广招海外技艺之士，待遇优渥，另有特别嘉奖之制……"

　　他把报纸折好，揣进口袋，起身去找那顶落满灰尘的旅行箱，开始翻找自己的工作简历。他在汉堡克虏伯分厂做了八年，专精大型锻压机床的设计与制造，手里攥着三项改进型专利，年薪在汉堡中产阶层里算是说得过去，但离"体面"还差着一大截，更不要说什么爵位庄园那种遥不可及的东西了。

　　更可怕的是，这几年德国经济每况愈下，日子越来越难过，他要生活下去，"封地，"他喃喃着，嘴角带着苦涩的自嘲，随即被一股勃然而起的热忱替代，"为什么不试试？"

　　维也纳，一间雅致的书房里，曾在奥匈帝国军工系统任职、如今赋闲在家的冶金工程师奥托·哈根，五十二岁，一头银发，举止温文，正与自己的老友、同样工科出身的老教授谈论着这件事，手边摆着两杯温热的茶。

　　"您觉得这是真的吗？"老教授一脸狐疑，"封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不是真的？"奥托平静地说，"中国皇帝封了自己国家的官员，也封了为中国服务的工程师。圣旨白纸黑字，外交渠道已经核实过了。"

　　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眼神有些遥远，"您知道我最羡慕的是什么吗？不是那25平方公里的热带土地，也不是爵位的尊荣……"

　　"那是什么？"

　　"那个法国人，马塞尔，帮助中国解决了一个真正重要的工业难题，"奥托放下茶杯，眼神里是一种穿透了世故与沧桑的向往，"然后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

　　在我们这里，做同样的事，顶多是一个职称晋升或者一篇论文。在中国，是封地，是爵位，是那个工程师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的跨越。"

　　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只是我老了，否则……我也想去看看。"

　　相比于战前那一次赐封，这一次分封规模更大，受到奖励的外国人更多，再加上欧洲各国的日子不好过，所以这一次引发了更大的轰动，中华帝国欧洲各招募处每天收到的外国工程师申请信，从之前的个位数，骤然激增到几十封，后来甚至超过了百封。

　　招募处主事陈文波看着堆积如小山的信件，苦笑着摇摇头，对手下说："这下麻烦了，这么多人，得好好筛。"

　　手下也苦笑："陈主事，这是好事啊，来的越多，咱们能挑的就越多，高水平的工程师就越多……"

　　"好事是好事，"陈文波把一叠信件夹起来，往上摞，"但也要小心鱼目混珠。真正有本事的，抢着要，没本事的浑水摸鱼来捞名利的，一概不要。"

　　他打开其中一封信，是德国汉堡寄来的，措辞工整，附上了详细的简历和三项机床专利的复印件。另一封，是法国里昂一个年轻化学工程师寄来的，字迹潦草但内容充实，提到了一种比马塞尔工艺更高效的引爆药配方……

　　陈文波把这两封信单独拿出来，放在"重点关注"的文件夹里，头也不抬地继续翻阅下一封。

　　1921年6月，北京，清华园，荷塘边，初夏的荷叶已经铺满了水面，翠绿欲滴，周鼎甲独自在荷塘边缓步而行，背着双手，步履从容。

　　随行的只有秘书陈文启，悄悄跟在三步之外，手里抱着厚厚的一叠文件，周鼎甲突然问道，“俄国人这一次，前进了两百公里就不动了？”

　　“看来是学乖了！”周鼎甲笑了笑，“苏军不愿意动，想修路，高尔察克的白军可不会闲着，就让他们两家围绕着铁路厮杀吧，革命军不动！”

　　“但若是俄国人真得修通铁路怎么办？”

　　“我们不也在巩固鄂毕河一线吗？一车皮一车皮的物资被运了过去！”周鼎甲笑了笑，“有些事情不着急，耐心点好！”

第369章 残酷的1921

　　1921年6月3日，西西伯利亚，额尔齐斯河中游，塔拉城以南三十公里。

　　凌晨四点半，天刚蒙蒙亮。河面上还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一层惨白色的纱，在缓慢流动的河水上飘荡。

　　岸边，密密麻麻的黑色身影正在忙碌——那是苏俄红军第五集团军先头工兵部队，正在搭建第三座浮桥。

　　伏龙芝站在东岸一处稍高的土坡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对岸，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红军大衣沾满了露水和泥土，但他毫不在意。

　　“司令员同志，”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快步走来，压低声音，“侦察兵报告，白军在东岸的防御工事……比预想的要薄弱。”

　　伏龙芝没有放下望远镜：“多薄弱？”

　　“只有两道简易战壕，纵深不到五百米。按情报，这里应该是高尔察克第三步兵师的防区，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多一个团，而且……似乎没有重武器。”

　　伏龙芝沉默了片刻。望远镜里，对岸那些土黄色的战壕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偶尔能看到几个晃动的身影，但确实没有看到机枪巢的明显构筑，更没有炮位。

　　这不对劲。

　　两个月前，在莫斯科的军事会议上，列宁亲自批准了他这次夏季攻势的战略：稳扎稳打，以恢复铁路为第一要务，西伯利亚太大了，没有铁路，红军的补给线将脆弱得像一根细线，随时可能被白军和中国人的骑兵切断。

　　按照原计划，白军应该在额尔齐斯河一线组织顽强抵抗，消耗红军锐气后且战且退，引诱红军深入——这是这两年中国军队惯用的战术，用空间换时间，拉长红军补给线，然后寻找反击机会。

　　但现在，白军似乎连像样的抵抗都不想做了？

　　“他们想让我们快速过河，”伏龙芝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图哈切夫斯基，语气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审慎，“然后呢？在我们过河之后，从侧翼包抄？还是等我们继续向东，再断我们后路？”

　　图哈切夫斯基皱眉：“您的意思是……这是陷阱？”

　　“高尔察克不是傻子，中国人更不是，”伏龙芝说，“传令：第一，浮桥继续搭建，但先头部队过河后，控制桥头堡纵深不得超过五公里；第二，工程兵部队做好随时拆除浮桥的准备；第三，通知后方铁路兵团，加快枕木和铁轨运输，我们要在河西岸先修起二十公里的备用支线。”

　　“司令员同志，”一位军事委员有些不解，“如果白军真的防御薄弱，我们为什么不……”

　　“对面的中国皇帝是一位战争天才，当今的拿破仑，这些年中国就没有打过败仗，不要指望他的部署有明显的漏洞，要想不重蹈埃赫同志的覆辙，就必须谨慎。”伏龙芝打断他，眼神冰冷。

　　“执行命令，”伏龙芝最后说，“记住，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消灭白军，而是修建铁路。铁路修到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土地。”

　　同一时间，额尔齐斯河东岸，白军第三步兵师第二团前沿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一个半地下化的土屋里，墙壁用原木加固，顶上覆盖着泥土和草皮，只露出一个狭小的观察口。屋里弥漫着马合烟、汗臭和霉味混合的难闻气味。

　　团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四十多岁、脸颊上有道刀疤的沙俄旧军官，正趴在观察口，用缴获的德制望远镜盯着河对岸红军工兵忙碌的身影。他看了一会儿，啐了一口唾沫，低声骂道：

　　“这帮赤匪……倒是谨慎。”

　　副官伊万凑过来，小声问：“团长，他们好像不打算快速推进？”

　　“他们已经吃过亏，怎么可能一直愚蠢下去，”彼得罗维奇放下望远镜，坐回那张粗糙的木桌前，拿起一支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告诉各营，按计划，逐步后撤。

　　但要慢，要像真的抵抗不住才后退的样子。每撤退一公里，留下一个排的狙击手，专门打他们的军官和工兵。”

　　“是。”

　　“还有，”彼得罗维奇补充道，“把我们‘不小心’遗弃的那些破烂——那些打不响的老式步枪，那些空弹药箱，那些穿破的军靴——多扔一些在阵地上。要让赤匪相信，我们是真穷，真打不动了。”

　　伊万点头，转身去传达命令。

　　彼得罗维奇重新拿起望远镜，但没有再看对岸，而是望向东方——那是鄂毕河的方向，也是中华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防线的方向，虽然看不见，但那里的防线已经构建了两年，说是钢筋铁骨也不为过，这既是他们的依赖，又是他们所讨厌的……

　　“中国人……”他喃喃自语，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

　　他知道高尔察克的全盘计划：诱敌深入，利用坚固的据点消耗敌人，然后联合中国人东西夹击，吃掉当面的第五集团军主力，但这个计划有个致命的前提——中国人得愿意配合，从那个乌龟壳中出来。

　　而根据他最近听到的消息，中国人似乎……并不着急。

　　桌上的煤油灯跳动着昏黄的光，把他脸上那道从眉骨斜到下巴的伤疤照得格外狰狞。这道疤是两年前在内战中留下的，对面那个红军政委在倒下前，用刺刀划开了他的脸。他活下来了，那个政委死了，但有些东西，比脸上的疤更深地刻进了骨头里。

　　他恨红军，恨那些剥夺了他家族庄园、枪毙了他弟弟的“赤匪”。这种恨，让他在西伯利亚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也能咬牙挺住，让他在听到“为了俄罗斯母亲”的口号时，血管里的血还能烧起来。

　　但有时候，在深夜里，他也会想：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恢复沙皇？高尔察克自己都称“最高执政官”，不提复辟。为了俄罗斯？可俄罗斯现在分裂成十几块，互相厮杀，而东西伯利亚已经被中国吞下去了……或许只是为了……活下去？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的平原地区若是丢失，那白军最后这块地盘也就没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他们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就算丢了鄂毕河防线，还有叶尼塞河，还有贝加尔湖，中国正在这些地方修建巩固的据点，中国要的仅仅是不让俄国回到东方。

　　到时候，他能逃到哪里去？哈尔滨？但中国人只想要有文化的，那些没有文化的，则被要求训练，等着上战场。

　　或许他会像无数白俄难民一样，死在逃亡的路上，或者被红军抓住，枪毙在某个不知名的荒野……所以，必须打下去。

　　哪怕中国人不帮忙，也得打下去。

　　彼得罗维奇想起与中国军事观察员的交谈，他询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惦记西伯利亚这块不毛之地，这是无数俄国人用了几百年时间勘探出来的！

　　中国人的回答是，俄国一直幻想黄俄罗斯，幻想侵占长城以北，已经是中国的心腹大患，他举了俄国在东方的多次屠杀，最后得出结论，必须乘着俄国内战的虚弱，把俄国人赶出东方，宁愿在西伯利亚打仗，也比在东北打好……

　　彼得罗维奇得摇摇头，大家都有理由，然后大家只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蘑菇，天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或许等他战死，就不需要再发愁了！

　　他放下望远镜，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质酒壶，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中国送来的二锅头很带劲，灼烧感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让他打了个寒颤，也让他清醒了一些。

　　“传令兵！”

　　“到！”

　　“去师部报告：我团已按计划与敌接触，正在组织‘有序撤退’。请求师属炮兵连在撤退路线上预设炮击坐标，等红军追上来时，给他们来个惊喜。”

　　“是！”

　　传令兵跑出去了。彼得罗维奇重新趴回观察口，看着对岸红军工兵已经搭起了第三座浮桥的骨架，黑色的身影在晨雾中像一群忙碌的蚂蚁。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低声说：

　　“来吧，赤匪。让我们看看，谁能熬得过谁。”

　　也就在苏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的第三天，中华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集群会同白军哥萨克骑兵、哈萨克骑兵还有从中亚各地抽调的骑兵按照预案，对俄军的侧翼伏尔加下游草原和西西伯利亚南部发起了大规模的破袭作战。

　　七天之后，在额尔齐斯河以西，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库伦干草原，上演着一场规模空前、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骑兵会战。

　　一方是中亚联军的八万骑兵，在马兴华的指挥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冲击苏俄红军在额尔齐斯河以西的交通线、补给站、以及分散驻守的红军步兵部队。

　　另一方则是谢苗·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主力，以及数个哥萨克红军骑兵师，他们早就预料到了中方的部署，这些经历过苏俄内战的精锐之师早就严阵以待。

　　库伦干草原东部，一处无名高地。

　　中华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三师师长巴特尔，这是一个四十五岁的蒙古汉子，骑在一匹肩高超过一米六的顿河马上，正用望远镜观察着西南方向烟尘滚滚的战场。

　　他是牧奴出身，是革命军救了他，给他的家人分配了牧场，他在1901年参军，在东西蒙打过蒙匪，在东北打过哥萨克，一步步升迁为骑兵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