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602节
"爪哇事件告诉我们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胜败，而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些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旧秩序，正在瓦解；那些曾经以为可以永远统治别人的国家，正在发现他们的力量已经撑不住他们的野心；而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永远弱小的民族，正在用自己的双手证明另一种可能。"
"但这个变化，既可以带来解放，也可以带来战乱。历史告诉我们，当旧秩序崩塌的时候，往往不是和平地过渡到新秩序，而是在混乱与战火中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可能性：未来几年，这个世界将越来越不太平。"
然后是核心段落，"正是因为这一判断，中国十年来坚持走的那条路——大力发展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今天可以说，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制造自己需要的钢铁，不能制造自己需要的飞机和轮船，不能养活自己的士兵，它在战争面前就只能任人宰割，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不管它的文化多么深厚。
这十年，我们建了多少工厂，修了多少铁路，培养了多少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每一件事都有人抱怨太累太重太花钱，但今天，当我们看着爪哇的消息，当我们想到如果中国依然是二十年前那个样子，我们会在怎样的处境中——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答案。"
最后，他写下了结语："前路不平，但方向已定。我要求国内上下保持定力，不为一时的风浪所动摇，不为他人的喧嚣所迷乱。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全力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一砖一瓦，一铆一焊，都是在为这个国家的明天打底子。这底子打得越结实，将来能顶住的风浪就越大。"
"这个国家，不退缩，不逃散。"
在周皇帝亲笔署名文章发出的第二天，中华帝国政务院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发行第一期国防建设特别公债的公告》。
公告全文分为八条，核心内容如下：
一、鉴于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中华帝国国务院决定发行第一期国防建设特别公债，第一期总额为五十亿元，期限为二十年，年息四厘，由国家财政担保偿付。
二、公债用途：全部用于新增国防工业项目，不得挪用于其他目的。
三、摊派办法：（一）凡在中华帝国注册的私营工商企业，根据上一自然年度营业额的百分之五，摊派认购公债，可分三年等额缴纳。
（二）城市工薪人员，按月薪档次，每月从工资中代扣公债款项，具体比例由各省财政厅制定实施办法。
（三）对广大农民，在应缴纳的粮食税基础上，增加5%-10%的特别国债，应缴粮食税越多，比例越大。
（四）呼吁海外华侨踊跃认购，海外认购可通过各地领事馆和中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办理，享受同等利率，并可在到期时选择在海外兑付。
四、公债认购凭证，可作为缴纳部分税款的抵扣凭证，比例不超过当年应缴税款的百分之二十。
五、国防建设特别公债的资金使用，由国防建设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每半年向全国公示一次资金使用报告。
国债令发出的同时，一份厚达两百三十页的项目计划书，正在被最终审定，这份计划书，只有十七份，每份都有编号，分发给了最核心的十七位相关官员，每一位领取时都签了保密协议。
计划书开篇写明：本项目为国防建设特别公债的资金使用方案，分公开项目和保密项目两类，公开项目，列明在国债公告中的附件里，是可以向全国公示的，包括：
大规模扩建合成氨联合工厂——计划在东北、华北、西北各建或扩建一座，年产合成氨总量提升至二百万吨；以合成氨为原料，配套扩建硝酸铵炸药生产线，年产炸药能力提升至五十万吨；新建硫酸厂三座，配套于上述化工体系。
大规模扩建特种钢材冶炼能力，重点是炮钢、装甲钢、弹壳钢，目标是年产能提升至三百万吨；扩建枪炮工厂，包括沈阳、西安、武汉、重庆四个主要基地。
新建三座飞机制造厂，与现有工厂共同构建年产能一万架的航空工业体系；新建两座坦克工厂；扩建船坞和造船厂，支撑海军扩充计划和大规模商船建造。
这些，是公告里明白写着的，是全国人民可以看见的，是报纸可以报道的，但计划书里还有一部分，是不能公开的。
保密项目分三类：第一类，标注为"常规保密"，是军事装备的具体型号参数、产能目标、部署计划，这类内容不能对外公开，但在军政系统内部流转。
第二类，标注为"高度保密"，是一批与常规武器生产不直接关联的特殊工厂——大型火箭试验中心，化学推进剂生产线，特种材料工厂。这些工厂，在对外宣传上，被称为"精密机械研究所"或者"航空材料实验室"。
第三类，标注为"绝密"，是一个用代号描述的项目群，代号是"曙光"——这个代号指向的，是一批与原子核物理研究相关的实验设施：一座铀矿石处理试验工厂，一座重水生产小型试验装置，两座核物理实验室，以及一个负责招募和协调国内外相关科学家的秘密机构。
这一切，在1931年的秋天，很多还是计划和蓝图，很多仍然还是工地和图纸，依然还是一批批刚刚开始凿山打洞的工人，依然还是一些在欧洲和美国大学里暂时还没有接到回国召唤的年轻中国留学生。
但种子已经撒下了。
消息如巨石入水，涟漪迅速扩散。在上海，永安百货公司董事长郭标读完报纸后，立即召集中高层会议。“营业额百分之五，”他指着报纸说，“永安去年营业额八百万元，摊派额就是四十万。不少，但也不是拿不出来。”
“董事长，其他商家会不会抵制？”有人担心。
郭标摇头：“抵制？看看爪哇的事吧。荷兰商人现在连店铺都被日本人封了，财产全部扣押。没有强大的国家，商人就是待宰的羔羊。这四十万，我视为保险费。”
在天津，某一位华侨出身的企业家的反应更为激烈，直接让财务准备了五十万元支票——远超摊派额度。“告诉财政部，其中三十万是黄某个人自愿认购。国防工业，化学工业是重中之重，我理当多出一份力。”
农村的反应则复杂得多，在保定某一个退伍军人家庭，总共有86亩土地，还有其他收入，算是绝对的富农，算起来每年要购买16.7块的特别国债，看起来不多，但农民的负担从来就没有少过，而且这一次是真正意义的国家加税！
老兵王守业抽着旱烟，沉默许久，才缓缓说：“你爷爷在世时，经历过义和团、八国联军。洋兵来了，抢粮食、烧房子、杀人……那时候，有钱也保不住命。”他磕了磕烟斗，“这钱，就当买平安。国家强了，洋人才不敢来。”
但也有不满的声音。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北京大学，一些教授私下议论：“这是变相加税！”“备战备战，会不会反而引发战争？”
某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被学生问及时，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我反对穷兵黩武，但支持必要的国防建设。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备战，而在备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自卫，为了不让侵略战争重演，那么这钱该花。如果是为了扩张，为了成为新的帝国主义，那我第一个反对。”
他顿了顿：“不过从陛下文章看，强调的是‘自保’和‘民族生存’。至少目前，我选择相信这个初衷。”
这位教授心中明白这位教授这未必是自卫，但中国到现在没有战列舰，海军还很弱小，而过去九十多年以来，列强都是从海上打过来了，备战是必须的！
最热烈的反应来自海外。
1931年10月2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能容纳五百人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足，走廊里都站满了人。与会者不是商人就是侨领，他们手中都拿着从祖国寄来的《中华日报》和国债认购说明书。
主席台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大厅：“诸位！爪哇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荷兰人倒了，华人商铺被抢了三十七家，死伤近百人！英国兵来了，但只待在海边，不敢深入内陆！谁来保护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只有强大的祖国！”
台下群情激奋。一个中年商人站起来：“陈先生，我认购十万！不，二十万！”
“我认五万！”
“我认八万！”
陈嘉*庚双手下压，示意安静：“此次国债，国内有摊派，但对我们海外侨胞，完全是自愿。为什么？因为祖国知道，我们在外辛苦打拼，每一分钱都流着汗、沾着泪！但是——”
他提高音量：“正因为我们在外，才更知道没有祖国保护的痛苦！荷兰人统治时，我们华人是二等公民。日本人来了，我们很可能连公民都不是，是牲口！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走在街上，才能挺直腰杆，才能不被欺负！”
会议变成了认购大会。工作人员现场登记，认购额不断刷新。两个小时后，仅新加坡一地，认购额已达到两千三百万元。
在旧金山，美洲华侨的反应同样激烈。致公堂大佬司徒*美堂在唐人街召集会议，用粤语高呼：“买国债！救祖国！这是我们欠祖宗的钱！是我们欠子孙的债！”
一位老华侨颤巍巍地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这是我存了四十年的养老钱，三千美元。全买国债。我儿子问，爹，你不要养老了？我说，国家没了，养老有什么用？死在洋人的街上吗？”
类似场景在马尼拉、曼谷、悉尼、伦敦、巴黎的华人社区同步上演。据侨务委员会后来统计，国债发行第一个月，海外认购额已达十八亿元，远超预期。
在日本东京，情报参谋把那份翻译成日文的《致中华儿女书》和国债公告，放在山本五十六中将面前，山本五十六看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参谋说："长官，中国发布这个规模的国防公债，总额竟然高达一百亿，用于国防工业扩充，这说明……"
"中国的五年计划本来就是间接的备战，而这一次，"山本深吸了一口气，"是一百亿，公开的，纯粹的国防投入，而且他们把摊派摊到了工厂、农民、工人，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融资，这是动员。"
参谋迟疑了一下，说："中国此前向我方出口了大批战略物资，按道理，我们和中国……"
"和中国的关系，"山本打断他，"永远不能用'按道理'来预测。"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中国的位置说，"这里，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年产两千万吨钢铁，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潜艇，有一台我们自己都没有的万吨水压机，有遍布全国的铁路网，有两千万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和工业教育的年轻人。这个国家，正在全面备战！"
他转过身，看着参谋，说："中国对我们出口物资，这说明他们现在不想打我们；但我们绝不能因此以为中国是我们的朋友，绝不能以为他们的物资供应是永久的，绝不能以为他们的耐心是无限的，这一次我估计中国会大规模加强海军，这一块他们知道自己很落后…"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山本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说："继续南进，快速消化已经占领的地区，建立稳固的资源供应基础，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包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对北边保持绝对的克制，绝对不要给中国人任何借口。"
他停顿了一下，加了一句话："还有一件事，告诉外务省，对中国侨民的保护承诺，必须认真兑现，不是做样子，是真正兑现。周鼎甲是一个会记账的人，他给我们供物资，我们就得保护他的侨民，绝不能给他借口，把矛头对准我们！"
与此同时，在东京另一处，首相官邸，若槻礼次郎正在读同一份文件，他读完，把文件放下，对秘书说："去把高桥大臣请来。"
高桥是清来了，两个人坐在书房里，都不说话，沉默了大概三分钟。
最后还是高桥是清先开口："若槻君，中国这一百亿，我们应该害怕吗？"
"应该，"若槻礼次郎说，"但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
若槻苦笑了一下，说："因为怕了又能怎样？我们已经在南洋动了，已经打了荷兰，英国军队就在苏门答腊，国联的决议就在那里，各方都在看着我们，这时候退，是退无可退；不退，就只能继续前进。"
高桥是清沉默片刻，说："继续前进，然后呢？"
"然后，"若槻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比我更清楚答案，但我们都不想说出来。"
高桥是清没有回答。
1931年10月底，麦克唐纳首相早上刚刚处理完印度事务委员会关于甘地的最新报告，又接到了远东事务委员会的紧急简报——中国发布了百亿国债，专项用于国防工业扩充。
他把两份文件放在一起，看了看，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今日读到两件事：印度人不服管，中国人在备战。大英帝国此刻的处境，就像一个站在两堵正在缓缓倒下的墙中间的人，不知道先倒哪堵，也不知道往哪边跑。"
他叫来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和外交大臣亨德森，三个人坐在书房里，从早上十点谈到下午两点，把局势捋了一遍。
亨德森首先说话："中国的国债计划，内容公开的部分，是常规的国防工业扩充——飞机厂、坦克厂、造船厂，这些我们之前也知道中国在搞，但这次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百亿，按当前汇率，相当于大约十二亿英镑，这是我们财政收入的1.5倍。"
麦克唐纳眯了眯眼，说："中国人哪来的钱？"
"摊派，海外华侨，还有就是中国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工业利润，"亨德森说，"中国过去两个五年计划，其实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国家财富，只是很多没有花出去，现在集中花，是花得起的。"
帕斯菲尔德插话说："这件事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是马来亚和印度的华人社区。我收到了报告，马来亚各地的华人社区正在组织集体认购中国国债，有些人变卖了相当大比例的资产，把钱汇回去。这说明这些人心里，是把中国看做自己的国家的，不管他们在这里住了几代，他们的心，是那边的。"
麦克唐纳说："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大问题，"帕斯菲尔德说，"马来亚的经济，华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橡胶园、矿山、贸易，华人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的情感和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偏向中国，这使得我们在马来亚的统治，出现了一个深层的不稳定因素。"
"我们能做什么？"麦克唐纳问。
帕斯菲尔德想了想，说："短期内，加强对华人社区领袖的关系维护，给予更多的经济利益，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中期内，推动马来亚本土马来人的政治参与，让马来人成为对抗华人影响力的制衡力量——当然，这需要给马来人更多的承诺，但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亨德森补充说："关于日本那边，中国对日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实际上是在用贸易的方式绑住日本，同时也在助长日本的扩张能力。我们推动国联的物资禁运，但美国不配合，只同意武器禁运，而机床和原材料照常对日出口，加上中国的供应，日本的战争潜力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遏制。"
麦克唐纳揉了揉太阳穴，说："原来我们以为，中日会狗咬狗，日本去惹中国，中国来找我们，我们坐收渔翁之利。结果，是我们坐在那里，看着中国和日本把我们挤出去，他们一个专心往南，一个在后面供货，还顺手把马来亚的华人情感一起收走了。"
没有人反驳这个判断。
"帝国的远东政策，"麦克唐纳说，声音有些苦涩，"需要根本性的重新评估。但在重新评估完成之前，我们守住苏门答腊，守住新加坡，守住马来亚，不能再退了。一退，印度那边就真的压不住了。"
他站起来，结束了会议，走到窗边，看着唐宁街秋日的树叶，橡树的叶子变成了暗红色，在风里一片一片地落，积在石板路上，厚厚的一层，看上去像是一地的铜钱，只是没有人弯腰去拾。
1931年11月初，纽约，哥伦比亚俱乐部。
富兰克林·罗斯福，前海军助理部长，前纽约州长，被许多民主党人视为1932年总统大选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他坐在俱乐部的一间私人餐厅里，对面是他的竞选班子核心成员，路易斯·豪和詹姆斯·法利。
桌上摆着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几乎都有中国国债的报道，角度各异，但内容相同。
罗斯福用他那双灵活的手，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然后说了一句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