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驸马之开局兕子来敲门 第178节
文人之间的交流，正该如此。你有东西，我听听；我觉得好，就告诉你。简单，直接，不绕弯子。
他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在常何府上，没人读诗。常何斗大的字不识一筐，能把军令读通就不错了，诗对他来说是天书。
在长安的酒肆里，有人写诗。东宫的文会他混进去过两次，听那些穿绸裹缎的才子们举杯唱和，辞藻堆得比骊山还高，翻开来看全是应酬奉承，心意全无。
今天在这座青瓦白墙的庄院里，一个手上沾着泥的年轻侯爷，坐在枣树下，端着粗瓷茶碗，跟他说：念两句听听。
他沉默了一瞬，然后念了两句。声音不高，像是对着茶碗说的，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带着重量。
“经年漂泊身如寄，一纸文章无处投。”
这两句是他去年秋天写的。那天是重阳，长安城里的文人登高赋诗，曲江池边挤满了穿新袍子的才俊，觥筹交错，吟诗作对，热闹得像是整个天下都是他们的。
他在常何府上的西厢房里，推开窗，窗外是一棵半死不活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半。
桌上摊着一篇写了一半的策论，《论选官之弊》，写了三千多字，越写越觉得自己在说废话。
选官之弊，谁不知道？可知道又怎样？他连递上去的资格都没有。他把策论推到一边，铺开一张新纸，写了这两句诗。
写完自己看了很久，然后压在书箱最底下，再没拿出来过。
那两句诗不是写给重阳的，也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读者。
王知还放下茶碗。没有立刻评价，没有那种“好诗好诗”的客套。那种客套是文人之间的社交润滑剂，没有真心的成分。
他只是看着马周，像是看到了那个在西厢房里独自写诗的人。
四年前初到长安的书生，满腹经纶，一腔抱负，然后一年一年地等，等到第四年的重阳节，窗外落叶满地，纸上只有两句没地方投的诗。
然后他缓缓接了下句。语调平稳，字字清晰，像是把每一个字都放在秤上称过。
“今日若逢江海阔，何妨从此作归舟。”
这两句接过来，平仄工整。上句“经年漂泊身如寄”是平平平仄平平仄，下句“今日若逢江海阔”正好接上平仄平仄平仄仄；
意脉相连。“身如寄”对“作归舟”，漂泊的孤身和归航的舟，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
不仅正好对上了前两句的韵脚，也正好续上了前两句的心意。
经年漂泊身如寄。他写了四年，没有一个人读过。一纸文章无处投。他写了三尺策论，没有一篇递出去。
而今天，在这座庄院里，一个他素未谋面的年轻侯爷，听了他两句诗，就接上了下一句。
而且接得比他自己的前两句更好。更开阔，更笃定，更像是一只手伸过来，把他从那间西厢房里拉了出来。
“身如寄”是飘零无依，“作归舟”是找到了能靠岸的地方。六句话，把他的前两句裹进去，变成了一段完整的起承转合。
“县侯……”他开口，声音有些发涩。
他想说些什么。想说这两句诗他等了四年才等到一个能接的人，想说他在长安待了四年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想说这句“何妨从此作归舟”比任何策论都更让他觉得自己的才华被看见了。
但话到嘴边，他咽了回去。
他自认也是天才。在茌平，七八岁能通《孝经》《论语》，乡里称神童。
十四五岁代县令写过一篇祭文，满座乡绅以为出自老儒之手。
博陵崔氏的门生他辩过。那是在河北道的一次文会上，崔家的门生引《毛诗正义》驳他，他当场引《郑笺》反驳，驳到对方哑口无言。
陇西李氏的后生他驳过。李家的才子写了一篇《治河策》在长安文人圈里传阅，他看完写了三千字的批注逐条挑错，虽然批注从没寄出去，但他知道自己驳得在理。
他从不曾落于下风。
可此刻，他服了。不是嘴上服，是心里服。他没办法不服。真材实料摆在那里。不是辩才的问题，是境界的问题。
辩才好的人他见过很多，长安城里有的是能言善辩的才子。
但能在三息之内接住两句诗，接得平仄工整、意脉相连，同时还给出了比原诗更高的格局。这不是辩才，这是眼界和胸襟的总和。
或许这就是天才与妖孽之间的差距。有些天才是读书读出来的，有些天才是从根子里长出来的。犹如山海之隔。
“先生不必多言。”王知还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语气如常。
没有得意。明明刚露了一手足以让任何文人折服的诗才，却像只是随手帮人捡起了一支掉在地上的笔。
没有客套。没有说“先生的诗才是真好”，因为不需要说，续上那两句诗本身就是最高的认可。
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拈来，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先生的诗是好诗，只是从前没人听。往后有人听了。先生来了，先把庄上的事摸熟。诗的事不急，日子还长。”
马周低下头，看着碗中已经微凉的茶汤。茶汤面上映着他自己的脸，有些模糊，但轮廓清晰。
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常何府上写的那些东西，一篇一篇，积了厚厚一摞，三尺高。
那些策论压在书箱底下，纸页泛黄。不是被太阳晒的，是纸本身的酸化，四年了，墨迹渐淡。
用的是常何府上最便宜的墨，掺了锅底灰的，写上去的时候是黑的，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灰褐色。
没有一个读者。四年，三尺高，零读者。
而今天，他刚从车上下来，脚还没踩热这座庄院的地面，茶还没喝完一碗，这位侯爷就已经接过他的诗，续上了他的心意。
不是客套地夸两句，不是敷衍地说“有机会拜读”，而是直接用诗来对话，用创作来回应创作。
这就是知己。古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他从前觉得那是书上的套话，是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跟他没关系。
今天才知道不是套话。真有那么一个瞬间，你遇到一个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你自己心里掏出来的，而且比你自己说得更好。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话说得很重，但他今天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个重量。
他抬起头，看着院墙外那片即将变成鱼塘的低洼地，芦苇在风里摇晃，水面上映着天上的云。
心里忽然踏实了下来。那种踏实感不是来自“有了落脚之处”，而是来自“终于有人看到了我是谁”。
王知还把茶碗搁下，站起来拍了拍衣摆。手上的泥已经干了，在灰布袍子上留下几道浅褐色的痕迹。那是蚯蚓粪的颜色。
他不在意，也没有低头去看。转身往院门方向迈了一步，然后回过头来，语气随意得像是在招呼一个已经住了很久的邻居。
“走，我带先生去转转。东边那块地已经翻好了，等着下种。先生先看看庄上的地，田垄、水渠、庄稼长势，亲眼看了比我说什么都强。”
马周站起来，拎起竹箱。竹箱不重，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旧衣裳和那三尺策论。纸的重量比他想象的轻。
迟疑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竹箱：“县侯，草民的行李……”
“先放这儿。”王知还已经迈步往院门走去，没有回头，右手随意地朝身后的石桌方向指了指。
他的步子不快，但每一步的步幅都很均匀，像是丈量过脚下的土地。
“回头让小满给你收拾间屋子。西厢房空着，窗子朝南，光线好。看书不伤眼。
被褥是新的，去年冬天弹的棉花，还没人盖过。先生看看还缺什么，回头跟小满说。”
马周把竹箱放在石桌旁。竹箱挨着石凳，上面落了一片枣树的叶子。
他看了一眼那片叶子。半青半红，边缘有一道被虫咬过的缺口。
一只蚂蚁正沿着叶脉往叶柄方向爬。他把叶子轻轻拿起来放在桌上，跟上了王知还。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王知还忽然停了一步。不是犹豫，不是想起了什么忘了说。那个停顿很自然，像是走路的时候忽然看到路边有一朵花，停下来看一眼。
他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掠过马周的脸，落在他身后那棵枣树上。
“对了，”他说，语气像是忽然想起一件小事。不是重要的决定，只是随口一提，很是自然，“庄上的人，不管长工还是佃户，都叫我庄主。先生往后也这么叫吧。”
不是命令，不是赏赐。是邀请。
县侯是朝廷封的爵位，庄主是这片土地上的称呼。叫县侯，是外人。叫庄主，是庄上的人。
从“草民”到“先生”，从“县侯”到“庄主”。称呼的转换只在一瞬间，但身份的定义已经完成了。
马周微微一怔，只是一瞬。然后躬身拱手，动作比之前那一次行礼轻快了一些，腰弯的幅度也小了一分。
之前是觐见县侯的礼数，现在是回应庄主的邀请：“是，庄主。”
王知还点了点头，转身走出院门。阿黄从门槛上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几根黄毛飘在晨光里，摇着尾巴跟了上去。
它跟在王知还脚后跟三尺远的地方，不远不近，恰好是一个不会被踢到、也不会跟丢的距离。
马周跟在后面。走出院门的时候，晨雾已经散尽了。阳光从东边的山脊上倾泻下来，把整片田地染成金褐色。
远处有人在赶牛翻地，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吁，转弯转弯，你往哪儿看呢！”
听不太清具体在喊什么，但能听出那嗓门里的中气十足。
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响，混着锄头入土的闷响，混着不知谁家院子里传来的鸡鸣。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青瓦白墙的庄院。枣树的树冠探出墙头，炊烟还在飘。
灶房里有人在熬粥，小米粥的香味隔着半里地都能闻到，那是新米熬的粥才有的清香。
院子里，竹箱放在石桌旁，那片枣树叶子还在桌上，蚂蚁已经爬到了叶脉的尽头。
他收回目光，加快脚步跟上了王知还。
他当然不知道，这个走在前面的年轻庄主，在接过他那两句诗的那一刻，就已经算定了一切。
不是算计。算计是精打细算、患得患失。是看透了。
就像一个下棋的人，在对方落子的那一刻就已经看到了整盘棋的走向。
一个在常何府上困了四年的落魄书生，写了三尺策论无人问津，写了十几首诗无人读过，在最落魄的时候被一个人接住了心意。这样的人，会留下来。
不是因为那七千亩田。田哪里都有，常何府上也有三千多亩。不是因为那本《三字经》。书再好也只是一本书。
也不是因为他接的那两句诗。诗再好也只是两句诗。只是因为这一切的总和。
只是因为“全面”二字。从策论到田垄，从诗到鱼塘，从茶到称呼，从西厢房到那扇朝南的窗子。